此时，八楼的领导会议室里，气氛却与这份肃穆格格不入，这里正在爆发一场激烈的争论。
“我不同意！这简直是胡闹！”
副总经理刘振邦一巴掌拍在会议桌上，震得茶杯盖跳起来又落下，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这位五十出头的老军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此刻脸色涨红，额头上青筋直跳。
他指着坐在对面的杨卫东：“老杨，你是不是越活越糊涂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航空工业是什么？是精密到极致的系统工程！”
“一颗螺丝钉的误差，都可能让一架价值几千万的战机坠毁！这是在拿飞行员的生命开玩笑！”
会议室里坐着十几个人，都是航空工业集团的领导班子成员。
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杨卫东身上。
杨卫东昨天刚从宁北回来，今天就召开了这场紧急会议。
他提出的议题很简单，与红星厂合作，启动三代机关键技术预研。
但这个简单的议题，在航空工业集团这个庞然大物内部，毫无疑问掀起了滔天巨浪。
“刘总，您这话说得不对。”
杨卫东平静地反驳，但眼神锐利如刀。“红星厂怎么了？红星厂在高精尖领域突破的还少吗？”
“微光夜视仪，夜间作战距离从零到有，激光制导火箭炮，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有他们的显示技术移动通讯技术……”
“这些难道不是成绩吗，不是在高精尖技术进行的突破？”
他顿了顿，环视众人：“更不用说，在民用领域，一个订单九十亿，在座各位，咱们集团下属上百家企业，哪一家能做到？”
“承认人家优秀，有这么困难？”
这话戳到了痛处。
会议室里响起一阵低语。
几个原本想附和刘振邦的人，此刻都闭上了嘴。
刘振邦脸色更难看：“民用是民用，军工是军工！”
“造电视机和造战斗机能一样吗？咱们搞了几十年航空，从歼-5到歼-7，哪一架不是摔出来的经验？”
“他红星厂才成立几年？有什么航空底蕴？”
“底蕴是积累出来的。”杨卫东寸步不让。“刘总，您知道红星厂现在什么规模吗？现在已经是上万人的大厂，年利润十几个亿。”
“更重要的是，他们敢投入——第一期就要投五个亿搞预研，咱们集团有这个魄力吗？”
“五个亿？”有人惊呼，“他们自己投？”
“真的假的，这可不是500万，5000万，是5个亿啊！”有领导难以置信，眼睛瞪得圆大。
“对，自己投，第一期5个亿不排除后续追加。”
杨卫东加重语气，“林默同志说了，国家现在困难，军费紧张，他们作为军工企业的一份子，愿意自筹经费，为国家解决难题。”
这话说得漂亮，但也让一些人心里不舒服。
系统总工程师王明远推了推眼镜，慢条斯理地说。
“卫东同志，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战斗机的研发，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从气动设计，结构强度，动力系统，到航电，飞控，武器……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
“红星厂之前从来没有涉及过航空领域，突然插进来，恐怕……”
他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
不专业，不靠谱！
“王总工说得对。”刘振邦找到了支持。
“三代机的研发，咱们自己都没搞明白，拉上一个外行，这不是添乱吗？况且，上面现在也没有正式提出三代机的研发计划，咱们这么急着上马，是不是有点……越俎代庖？”
这话说得隐晦，但会议室里的人都听懂了弦外之音，没有上级指示，擅自启动这么大的项目，是政治风险。
刘振邦这话并非完全无理。
在原历史中，东大的三代机项目，“10号工程”，要到1981年，5月才正式立项。
此刻是1980年7月，距离正式立项还有十个月。
在这十个月里，航空工业集团内部，军方，以及更高层，都在进行激烈的争论和权衡。
杨卫东现在提出的，确实是一个超前且敏感的建议。
杨卫东冷笑一声：“等上面提出来？等上面提出来的时候，M国的F-15都服役十年了！老大哥的Su-27都快量产了！”
“我们呢？还在歼-7，歼-8上打转转！等人家四代机都出来了，我们连三代机都没有，到时候谁来保卫我们的领空？”
“把我们的天空交给其他人主宰吗？”
他的声音越来越高：“刘总，王总工，你们都是老航空人了，咱们的飞行员，开着二代机去拦截M国的SR-71黑鸟侦察机，是什么感受？”
“人家在三万米高空，咱们的飞机够不着！人家速度三马赫，咱们的飞机追不上！这种憋屈，你们没体会过吗？”
会议室安静下来。
几个老同志低下头。他们太清楚了。
就在上个月，东南沿海，一架M军的P-3C反潜巡逻机贴着领海线飞，咱们的歼-7起飞拦截。
因为航程短、留空时间有限，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大摇大摆地飞走。
那种无力感，是每个东大航空人心中的刺。
“可是……”刘振邦还想说什么。
“没有可是！”杨卫东打断他，“上面没有政策，我们不能主动吗？等，靠，要等来了什么？靠来了什么？要来了什么？”
“咱们的运-10，就是因为等，靠，要，现在项目都快黄了！”
运-10，东大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1970年立项，1980年首飞成功。
但因为经费，技术，市场等多重原因，现在处于半停滞状态。这是航空工业集团每个人心中的痛。
提到运-10，刘振邦不说话了。
杨卫东趁热打铁：“同志们，我这次去宁北，亲眼看到了红星厂。他们的研发体系，质量管理、人才激励，很多方面都比我们先进。”
“更重要的是，他们有魄力，敢投入，五个亿啊！”
“咱们集团今年的研发经费才多少？两个亿？三个亿？人家一个厂，就要投五个亿搞预研！”
“这其中的差距能比吗？”
他拿出一份文件：“这是林默同志给我的技术方案。”
“虽然只是初步设想，但技术路线清晰，指标明确。”
“他们负责雷达，飞控，航电这三个电子核心系统，我们负责气动、结构，总装，分工明确，优势互补。”
文件在众人手中传阅。
当看到“脉冲多普勒雷达探测距离≥100公里”“四余度数字电传飞控”“综合化航电系统”这些指标时，会议室里响起倒吸冷气的声音。
“这些指标……太高了吧？”王明远皱眉，“M国F-15的雷达才120公里探测距离。咱们现在连机扫雷达都还没搞利索……”
“所以需要合作。”杨卫东说，“红星厂在电子技术上有优势，我们在航空工程上有经验，结合起来，才有可能突破。”
“那也不能让他们主导……”刘振邦嘟囔。
“谁主导不重要！”杨卫东终于忍不住了，声音拔高，“重要的是能不能搞出来！”
“刘总，你是不是觉得，不是咱们集团主导，就没面子？是不是觉得，让一个地方厂参与这么重要的项目，丢了你副总经理的脸？”
这话说得很重，会议室瞬间安静。
刘振邦脸色铁青，拍着桌子：“杨卫东，你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你清楚！”杨卫东豁出去了。
“有些同志，不想着怎么解决国家的困难，整天琢磨着权力，面子、地盘！”
“人家红星厂主动找上门，愿意出钱出力，咱们倒好，先想的是谁主导，谁说了算？”
“这是什么思想？这是山头主义！是本位主义！”
“你！”说到痛处，刘振邦站起来，怒目而视。
“好了！”坐在首位的书记终于开口了。
“都少说两句！”
书记名叫陈国强，六十出头，头发花白，但眼神依然锐利。
他从会议开始就一直在听，没说话，此刻一开口，整个会议室立刻安静下来。
“吵什么吵？像什么样子？”陈国强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带着分量，“都是国家高级干部了，在这里拍桌子瞪眼，传出去让人笑话。”
刘振邦悻悻坐下，杨卫东也深吸一口气，平复情绪。
陈国强环视众人，缓缓说道：“战斗机，是要搞的，一天不搞，我们的天空就没有主导权，就要被M国飞机在空中戏弄。这个道理，在座的都懂，我就不多费口舌重复了。”
他顿了顿：“有关于三代机的研发，按照时间，其实也应该开始了，只不过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经费，技术，人才…给搁置了。”
“上面也没有办法，现在正是困难的时候。”
“方方面面都要资金！”
“现在有人愿意主动挑这个担子，我们应该欢迎，而不是排斥。”
刘振邦忍不住：“书记，就算搞，也应该是我们集团主导，拉上红星厂算什么事？”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集团研究战斗机都要靠别人。”
“谁主导很重要吗？”陈国强看向他，眼神意味深长，“刘副总，你的思想要转变了。”
“谁搞出来，都是为国家做贡献。再说了，如果我们主导，这笔经费我们能拿得出来吗？”
他看向杨卫东：“卫东同志说了，红星厂第一期投入五个亿，咱们集团，能拿出五个亿吗？”
这个问题，像一盆冷水浇在刘振邦头上。
航空工业集团虽然是央企，但经费一直紧张。
运-10项目每年吞掉大量资金，歼-8的改进也需要投入，还有那么多厂子要养活……别说五个亿，就是五千万，都得层层审批，精打细算。
刘振邦支支吾吾：“可以……可以向上面申请……”
“申请？”陈国强笑了，“刘副总，你在部里工作这么多年，还不知道现在的情况？”
“军费年年削减，哪个项目不缺钱？你去申请五个亿搞三代机预研，部里能批吗？就算批了，得等到什么时候？”
一连串的问题，让刘振邦哑口无言。
陈国强继续说：“红星厂愿意自己出钱，这是好事，人家不是要主导权，是合作。”
“咱们出技术，出经验的出人才，他们出资金，出设备，出一些新技术。这是双赢。”
他顿了顿，语气严肃起来：“我不管你们有什么想法，有关于三代机这种对国家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允许有任何门户之见，不允许有任何私心杂念。”
“我不在乎是不是我们集团主导，或者是主要开发我在乎的，是能不能搞出来，什么时候搞出来！”
这话说得斩钉截铁，会议室里落针可闻。
几个原本支持刘振邦的人，此刻都低下头。
他们听懂了书记的潜台词：这件事，书记支持杨卫东。
陈国强瞥了刘振邦一眼，眼神锐利。
这位刘副总，能力是有的，但就是喜欢揽权，什么事都想抓在手里。
下面厂所的领导反映过好几次，说刘副总管得太细，审批太慢，耽误事。陈国强一直没太在意，觉得这是工作作风问题。
但今天，在三代机这么重大的事情上，刘振邦还在纠结“谁主导”，这让陈国强有些恼火。
是时候敲打敲打了。
“散会。”陈国强宣布，“卫东同志留一下。”
众人陆续离开会议室，刘振邦走的时候，脸色很难看，但没敢再说什么。
会议室里只剩下陈国强和杨卫东。
陈国强点了支烟，深深吸了一口：“卫东，说说具体情况。”
杨卫东整理了一下思路，从头开始汇报：
“书记，我这次去宁北，一方面是考察红星厂的军转民经验，另一方面是几天前的一通电话，电话里林默同志主动提出了三代机合作的想法，所以就实际的去考察了一下。”
他把林默的方案详细说了一遍：雷达，飞控，航电三大系统，五亿起步资金，四年内首飞的目标……
陈国强听得认真，不时提问：“五个亿，他们真拿得出来？”
“真拿得出来。”杨卫东肯定地说，“我看了他们的财务报表，账上现金十一亿五千万，而且随身听和电视机的订单还在持续交付，未来一年还有几十亿进账。”
“十一亿……”陈国强喃喃道，“一个地方厂，两年时间做到这个规模……难怪敢说投五个亿搞预研。”
“不只是钱的问题。”
杨卫东补充，“他们的技术实力确实很强，我参观了研发中心，微电子实验室，光学实验室，通讯实验室……有一说一，设备都是国际先进水平。”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才激励机制很灵活，年轻技术骨干成长很快，很难想象相当一部分人还是去年刚毕业的大学生，但现在已经能够挑起大梁，独立的推进项目了。”
他想起陈建军，孙伟良那些年轻人。
虽然年纪轻，但思路活跃，敢想敢干。
这种朝气，在航空工业集团这种老牌国企里，已经很少见了。
陈国强沉吟：“合作模式呢？他们具体想怎么合作？”
“林默同志提出了一个框架。”杨卫东拿出笔记本。
“红星厂负责三大电子系统的研发，提供主要经费，我们负责气动设计，结构设计，总装制造，以及试飞验证，双方成立联合项目组，共同攻关。”
“知识产权怎么分？”
“共享。”杨卫东说，“林默同志明确表示，研究成果双方共享，后续产业化时，优先考虑在咱们集团的生产线制造。”
这个条件很优厚。
一般来说，谁出钱多，谁就占主导。但林默愿意共享知识产权，说明他看重的不是一时的利益，而是长远的技术积累和产业升级。
陈国强在烟灰缸里按灭烟头，沉默良久。
“书记，您还有什么顾虑？”杨卫东小心翼翼地问。
“顾虑当然有。”陈国强缓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