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刘大柱心里一沉：“中计了！快，进青纱帐！分散跑！往北！”
五十多人顿时散开，冲进路旁一人多高的高粱地。身后追兵的火把和枪声紧追不舍。
一场黑夜中的逃亡与追击，在豫北的田野上展开。
刘大柱带着七八个人，拼命向北跑。高粱叶子刮在脸上生疼，但他顾不上了。身后追兵的叫骂和枪声越来越近。
“砰！”身边一个兄弟闷哼一声，倒下了。
“大柱哥，你们快走！我挡一下！”另一个弟兄喊道，转身趴在田埂后，朝着追兵的方向开火。
“二嘎子！”
“走啊！”
刘大柱眼睛红了，但他知道不能停。他带着剩下的人，连滚带爬，继续向北。
不知道跑了多久，穿过了几片高粱地，又蹚过一条小河。身后的枪声渐渐稀疏，最终消失了。但他们也跑散了。
刘大柱身边，只剩下王顺子和另外两个弟兄，个个气喘吁吁，浑身泥水，狼狈不堪。
天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他们辨不清方向，只知道大概是在北边。
“班长，咱们……到哪了？”一个弟兄虚弱地问。
刘大柱摇摇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他也不知道。但必须继续走，离开国统区越远越好。
他们互相搀扶着，沿着一条田间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又饿又累，几乎是凭着本能在移动。
突然，前方小路上出现了几个人影，穿着灰布军装，戴着八角帽，手里端着枪，正警惕地看着他们。
是八路军！刘大柱心里一紧，随即又是一松。终于……到了吗？
“站住！什么人？”对面的八路军战士喝道，枪口对准他们。
刘大柱赶紧举起双手，用尽力气喊道：“别开枪！我们是……是从南边国军那里跑过来的！我们不想打内战，我们想投八路军！”
对面沉默了一下。一个看起来像班长的八路军战士走上前，仔细打量着他们：“国军？哪个部分的？为什么跑过来？”
刘大柱喘着气，快速说道：“长官，我们是第XX军第XX师第2营的。营长喝兵血，欺压弟兄，我们活不下去了。
听说咱们八路军打鬼子，分田地，对老百姓好，我们就……就跑了。后面还有追兵，我们打散了……”
八路军班长看了看他们狼狈的样子，又检查了一下他们身上背的国军制式步枪，对身后战士点点头：“搜一下身。”
战士上前，仔细但不算粗暴地搜了身，除了武器弹药和一些零碎，没别的。
“你们说想投八路军？”班长问。
“是！长官！我们愿意打鬼子，愿意听八路军的！”刘大柱赶紧说，王顺子他们也连连点头。
八路军班长想了想：“这事我做不了主。你们跟我去见我们连长。记住，别耍花样。”
“不敢不敢！”
刘大柱四人被押着，跟着这支八路军小分队，走了约莫二里地，来到一个小村庄。村口有简易工事和哨兵，正是八路军的一个前沿连队驻地。
连长是个精悍的年轻人，听了班长的报告，又亲自询问了刘大柱他们。刘大柱把营里的情况、他们逃跑的原因，一五一十说了，特别强调了听说八路军分田地的事。
连长听完，脸色缓和了一些：“你们跑过来，路上辛苦了。先吃饭，休息。你们的事，我们要向上级报告。
八路军欢迎一切真心抗日、不愿打内战的同志。但也要审查清楚。只要你们没问题，愿意遵守纪律，我们欢迎。”
很快，热腾腾的小米粥和窝头端了上来。刘大柱他们饿极了，也顾不得烫，狼吞虎咽。多久没吃过这么踏实的饭了？
吃完饭，他们被安排在一间空房里休息。
虽然条件简陋，但干净，安全。刘大柱躺在土炕上，听着窗外村庄里鸡鸣犬吠，还有八路军战士操练的口号声，恍如隔世。
下午，连部的文书来找他们谈话，详细登记了每个人的姓名、籍贯、家庭情况、在国军的经历。态度很和气，就像拉家常。
接着，又来了一位戴眼镜的政工干部，给他们讲了八路军的性质、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讲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和土地政策。
当听到“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在我们根据地，农民都分到了土地，自己当家作主”、“我们官兵平等，不许打骂士兵”时，刘大柱几个的眼睛越来越亮。
这和他们在那边听的宣传，完全不一样！
几天后，审查基本结束。刘大柱他们被确认没有问题。
连长找他们谈话，给了几个选择：可以留下当八路军战士，但要从新兵开始；如果想回家，发给路费和通行证；如果暂时没想好，也可以先在后勤帮忙，看看再说。
“我留下！”刘大柱毫不犹豫。
王顺子和另外两个弟兄也选择留下。
他们被编入新兵连，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训练很苦，但管饱，干部和气，教的都是打鬼子的真本事。
休息时，有文化教员教识字，讲道理。周末，他们还被组织去帮附近的老乡收庄稼，老乡们端茶送水，亲热得不行。
更让他们震撼的是，不久后，他们所在的连队，也接到了协助地方开展土改工作的任务。
刘大柱亲眼看到，工作队员如何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地主，丈量土地，把地契一张张发到那些和他爹娘一样穷苦的农民手里。
看到那些农民捧着地契，又哭又笑，对着八路军旗磕头。
那一刻，刘大柱彻底明白了，他选择的路，没有错。这里，才是他们这些穷苦人该待的地方。
类似刘大柱这样，从河南、河北与华北根据地接壤的国统区“渗透”或干脆成建制逃亡、投奔八路军的国军士兵，在1940年的夏天，并非个例。
有的是不堪忍受长官压迫和饥寒交迫，像刘大柱一样，小股甚至单个逃亡。
有的是在与我军接触或遭遇时，经过喊话和政策宣传，主动放下武器。
甚至出现了整排、整连，在军官带领下，携带武器，越过战线，向八路军投诚的事件。
他们中，有的是被抓壮丁的农民，有的是对重庆失望的爱国军人，有的是在地方派系斗争中失势的部队。
而来投奔的原因，也高度一致：听说八路军打鬼子厉害，听说八路军那边老百姓有地种，当兵的不受气。
土地改革的政策，如同一块最强力的磁石，不仅牢牢吸住了根据地内的亿万农民，更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将周边国统区大量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贫苦农民和底层士兵，不断地吸引过来。
这些投奔者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兵员，更在政治上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波。
他们的现身说法，比任何宣传都更有力地戳穿了重庆方面对八路军的污蔑，也让“耕者有其田”、“官兵平等”等口号，变得更加真实可信，进一步动摇了国统区，尤其是临近华北地区国军的军心士气。
对此，重庆方面暴跳如雷，严令各部队加强管控，封锁消息，严厉惩处逃亡者。
甚至制造了几起屠杀疑似“通G”或逃亡士兵家属的惨案，试图以恐怖手段遏制。
然而，高压带来的，往往是更激烈的反弹。逃亡并未停止，反而在一些部队中引发了更大的不满和骚动。
光头和他的将领们惊恐地发现，他们不仅在地盘和军事上输给了八路军，在争夺人心——尤其是最广大农民和士兵的人心上，正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