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式运输机在济宁野战机场降落的时候，跑道尽头扬起一大片黄土。
两个漆着草绿色的铁皮箱子被四个工兵小心翼翼地抬下来，箱子外面没有任何标识，只有侧面贴着的白纸标签在风里抖动。
接机的是矶谷廉介的副官，一个少佐军衔的年轻人，胸前挂着参谋绶带，身板笔挺，脸上带着那种参谋军官特有的、掩饰不住的优越感。
箱子后面跟下来一个人。
穿的不是野战军装，是本土样式的军官呢料服，领章上嵌着技术兵科的徽记。
四十岁上下，瘦，戴眼镜，左手提着一只牛皮公文包，右手拎着一个小型仪器箱，下飞机的时候鞋跟在舷梯上磕了一下，差点摔倒，被后面的士兵扶住了。
副官迎上去敬了个礼。
“高木技师长？”
“嗯。”高木正男把公文包换了只手，没有回礼，只是扫了一眼机场四周那些用沙袋堆起来的掩体和停机坪上蒙着伪装网的飞机残骸。
“这里被炸过？”
副官的脸僵了一下。
“前几天八路军的小股部队摸过来，炸了油库，目前已经加强了警戒——”
“我不关心你们的警戒。”高木打断他，手指点了点那两个铁皮箱子，“这两台设备，整个关东军只有六台，方面军这次拨了两台给你们，磕了碰了，你们师团长赔不起。”
副官的嘴角抽了一下，没接话，转身引路。
矶谷廉介在指挥部里等着。
高木走进来的时候，矶谷廉介正站在地图前，手里握着一根没有削尖的铅笔。
他看了高木一眼，目光在那身本土军装上停了一秒，然后移到了他身后被工兵抬进来的铁皮箱子上。
“这就是测向设备？”
“九八式无线电测向仪。”高木把公文包放在桌上，打开扣子，抽出一叠文件。
“有效探测半径八十公里，对短波信号的方位精度在正负三度以内，两台联合工作，通过交叉定位，可以将目标电台的位置锁定在半径两公里的范围内。”
矶谷廉介没有去看那叠文件。
“两公里？”
“两公里。”高木推了推眼镜，语气里带着一种技术人员特有的笃定，“对方每发报一次，我就能缩小一次范围，三次以上的有效截获，定位精度可以压到五百米。”
参谋长在旁边倒吸一口凉气。五百米，在鲁西南这种平原地形上，五百米就是一个村庄的大小。炮兵一个齐射就能覆盖。
矶谷廉介的手指在铅笔杆上敲了两下。
“需要多久能投入使用？”
“设备架设需要一天，频率校准需要半天，加上人员调配和测试，三天。”
“两天。”
高木抬起头，镜片后面的目光跟矶谷廉介对上了。
“技术工作不能压缩时间——”
“两天。”矶谷廉介没有给他讨价还价的余地，“我的师团在鲁西南每多待一天，就要多烧四十吨物资。辎重车队从济宁出发，十二辆里能到五六辆就算走运。
高木技师长，你在北平的办公室里大概想象不出，一个师团被一群影子困在平原上是什么感受。”
高木沉默了几秒，把文件收回公文包。
“两天。”
他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师团长阁下，有一件事我必须提前说明。测向仪的定位精度取决于一个前提——对方必须持续发报。
如果对方的电台每次发报时间低于五分钟，我的截获率会大幅下降。低于三分钟的话……”
他顿了顿。
“就比较困难了。”
矶谷廉介没有接话。
高木走了之后，参谋长凑过来，压低声音。
“师团长，这个人……”
“方面军通讯技术部的头号专家。”矶谷廉介把铅笔搁下，“关东军时期就在做无线电情报工作，在满洲破获过苏国远东军区的三个谍报电台，是北平那边点名派来的。”
参谋长不说话了。
矶谷廉介重新走到地图前，手指落在金乡和济宁之间那片被他画满了红色叉号的区域。
每一个叉号都代表一次失败的搜索，十五个叉号，十五次扑空。
“这半个月，我派了骑兵联队、步兵搜索队、甚至化了装的宪兵特务，全撒了出去，一万五千人在鲁西南翻了个底朝天——找不到他。”
他的食指在地图上慢慢滑动，从金乡到成武，从成武到单县，从单县到曹县。
“荀波的指挥部每四到六个小时转移一次，转移路线没有规律，我的骑兵到的时候，灶台上的灰都凉了。
可他的命令一直在发，一直在到达每一个营、每一个连。电台，是他的命根子。”
手指停在了济宁。
“切断命根子。”
同一天夜里，鲁西南腹地，荀波蹲在一个地窖里，借着豆油灯昏黄的光看电报。
电报是张松溪发来的，三个小时前到的，通讯员跑了十几里路才送到。
张松溪的习惯他清楚，不说废话，不加修饰，每个字都有用。
电报上只有两行字。
第一行：日军已从北平调配无线电测向设备至济宁。
第二行：即日起所有电台每次发报不超过三分钟，发完即转移，两次发报地点间隔不少于十里。
荀波把电报翻过来，背面是空的。他把纸折了两折，塞进上衣口袋，没有立刻说话。
地窖里还有三个人——萧瑾，通讯科长老赵，还有一个刚从前线跑回来送情报的侦察员。
萧瑾看他的表情就知道出事了。
“怎么了？”
荀波没回答他的问题，转头看老赵。
“老赵，咱们平时一份完整的作战命令，发报需要多长时间？”
老赵想了想。“看内容长短，短的三四分钟，长的七八分钟，要是涉及各部队的协同部署，十几分钟都有可能。”
“三分钟够发什么？”
老赵愣了一下。“三分钟……最多发一百来个字，只够下一道简单的指令，编制番号、行动方向、时间节点，勉强塞得进去。
但如果是协同作战命令，涉及三四个单位的，三分钟根本不够。”
荀波把电报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萧瑾。
萧瑾接过去看了一遍，眼镜后面的目光缩了一下。
“日军这是要把我们变成聋子。”萧瑾把电报递还给荀波，声音压得很低，“不是直接打我们，是逼我们不敢发报，电台不敢开，命令就传不下去，各部队就成了瞎子聋子，化整为零变成一盘散沙。”
荀波没接话。
他蹲在那里，眼睛盯着地窖墙壁上一道裂缝，脑子里在过一盘棋。
过去半个月他靠什么跟矶谷廉介周旋？靠的是信息——他知道日军在哪，日军不知道他在哪。
侦察兵、老百姓、地下交通站，是他的眼睛和耳朵；电台，是他的嘴巴和手。
眼睛看见了，嘴巴说出来，手指挥下去，十几股分散在几百里方圆的部队才能像一盘棋一样走。
现在日军要封他的嘴。
不是封死，是让他每开一次口都要冒暴露位置的风险。
他可以遵照张松溪的指示，把发报时间压到三分钟以内。
但三分钟能干什么？下一道简单的命令可以，组织一次多部队协同的伏击战？不够。
吕观渡在成武，陈霁川在微山湖，第三旅在单县，第六旅在曹县。四支部队，四个方向，如果要同时动起来咬日军一口，光协调时间和路线就要发五六份电报，每份至少四五分钟。
按老规矩发，二十多分钟。按新规矩，三分钟一份，每发一份就要换地方——通讯员扛着几十斤重的电台跑十里路，架起来，发三分钟，再拆了接着跑。
一份命令传到位至少要两个小时。五份，就是一整夜。
一整夜，够日军的测向仪把他的通讯员逐个标在地图上了。
“老赵。”
“在。”
“从今晚开始，通讯科拆成三个组，每组带一部电台，分散到不同的村子里。
发报用跳频的方式，每份电报分成两到三段，在不同地点用不同频率发出去，中间间隔至少二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