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四月初五。
北京，紫禁城。
天还没亮，文华殿外的广场上已经黑压压跪满了人。
文武百官，从内阁大学士到六部郎中，从都察院御史到翰林院编修，凡是在京的官员，全来了。
他们跪在冰冷的石板上，膝盖硌得生疼，却没人敢动一下。
崇祯皇帝斋戒三日，今日在文华殿设坛禳旱。
这是大明开国以来就有的礼仪——凡遇大灾，天子斋居，百官修省，祭告天地，祈求甘霖。
但这一次，气氛比往年任何一次都要凝重。
因为这一次的旱灾，比往年任何一次都要惨烈。
跪在人群中的礼部右侍郎徐光启，微微抬起头，望了一眼阴沉沉的天。
没有一丝云，也没有一丝风。天象一块巨大的青板，压在紫禁城的琉璃瓦上，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从去年秋天到现在，陕西、山西、北直隶……半个北方，滴雨未降。
河流干涸，井水枯竭，土地龟裂。
春苗种不下去，种下去的也发不了芽。
饥民遍地，流寇蜂起。
而他递上去的那份奏疏——修历法、兴水利、种甘薯——至今石沉大海。
崇祯皇帝坐在文华殿的御座上，面容清瘦，眼窝深陷。
他今年才二十岁，登基不过三年，鬓角已经有了白发。
他穿着素服，没有戴冠，长发用一根竹簪随意挽着。
面前摆着香案、祭文，以及一份他亲手抄录的《罪己诏》。
“朕以凉德，缵承大统。”他的声音沙哑，在空旷的大殿中回荡，“即位以来，夙夜忧勤，不敢自逸。乃天灾流行，旱魃为虐。自去秋至今，雨雪不降，河流尽涸，麦苗尽槁。朕心震悼，若蹈虎尾，若涉春冰……”
他的声音，一句一句，像钝刀子割肉，割在每一个跪着的臣子心上。
“朕思厥咎，皆朕一人之过。用非其人，政有阙失，以致天心震怒，降此大罚。朕当痛自刻责，省愆思过。惟愿上天垂悯，赦朕之罪，以苏民困……”
祭文念完，他放下诏书，站起身，走到香案前，跪了下去。
“臣由检，敢昭告于皇天上帝。”
他的额头，重重磕在冰冷的石板上。
一下，两下，三下。
殿内殿外，鸦雀无声。
只有皇帝磕头的声音，一下，又一下，沉闷地回荡。
徐光启的眼框湿润了。
他知道皇帝是真心实意在求雨。
这个二十岁的年轻人，从登基第一天起，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阉党乱政，辽东烽火，陕西流寇，天下大旱……每一件事，都象一座山，压在他单薄的肩膀上。
他宵衣旰食，夙夜忧勤，批阅奏章常常到深夜，召见大臣常常到废寝忘食。
他省吃俭用，宫中用度一减再减。
他把能做的都做了。但天，依然不下雨。
徐光启闭上眼睛，无声地祈祷。
不是向老天爷祈祷。老天爷要是有眼，就不会让这千里赤地的惨剧发生。
他是在向自己祈祷。祈祷自己的身体能撑住，祈祷那份奏疏能早日批下来，祈祷汤若望在陕西能平安，祈祷那些甘薯藤苗，能在陕西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结出救命的薯块。
祈祷这场该死的旱灾，能早一天结束。
周延儒跪在最前面，额头抵着冰冷的石板，一动不动。
作为首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场旱灾意味着什么。
陕西的饥民，已经相食。山西的饥民，正在向河南蔓延。
如果春末夏初再不下雨，今年的秋粮就彻底绝收了。
到那时候，就不止是陕西、山西了。
河南、湖广、北直隶……半个天下，都将变成饿殍遍野的人间地狱。
而朝廷的粮仓，早已空空如也。
他不敢再想下去了。
温体仁跪在他身后，眼睛半眯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他在想另一件事——陕西的流寇。
王嘉胤占了府谷，李自成盘踞子午岭，张献忠窜入河南，还有无数小股杆子，像蝗虫一样在陕西、山西的群山沟壑间流窜。
朝廷的精兵，一部分在辽东防建虏，一部分在蓟镇守边墙，一部分在陕西剿流寇。
三处用兵，处处吃紧。
而国库的银子，像沙子一样从指缝间流走，怎么都攥不住。
温体仁微微抬起头，看了一眼前面周延儒的后背。
这个首辅的位置，不好坐。
会不会，要换个人来坐？
崇祯皇帝磕完了最后一个头，缓缓站起身。
他的额头上，青紫一片。
他没有去擦，也没有让人来扶，只是转过身，面向跪着的百官。
“众卿。”他的声音沙哑而疲惫，“朕已斋戒禳旱，祭告上天。从今日起，百官修省，各衙门事务，除军国重事外，一概暂停三日。各官归衙，省愆思过，务求实政，以回天意。”
“臣等领旨。”百官齐声叩首。
崇祯看着他们，目光从一张张脸上扫过。
他分不清哪些是忠诚，哪些是算计。
他只知道，这些人，是大明朝的栋梁，是他治理天下的左膀右臂。
可这些栋梁，为什么撑不住这片天？这些臂膀，为什么挽不住这场灾？
他没有问出来。因为他知道，没有答案。
“退下吧。”他挥了挥手。
百官鱼贯退出文华殿。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压抑的咳嗽声。
徐光启走在最后。他回头望了一眼文华殿，望了一眼那个独自站在香案前的年轻天子。
殿门缓缓关闭，将皇帝的身影隔绝在幽深的殿宇之中。
徐光启转过身，大步向宫外走去。
他要回衙门，去催那份奏疏。
天不下雨，但他不能不做事。
皇帝斋戒禳旱，百官省愆思过。
而他，只想种甘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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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外，陕西，延安府东境。
一支千馀人的队伍，正在黄土山塬间仓皇西行。
队伍拉得很长，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有骑马的，有步行的，有推着独轮车的，有挑着担子的。
男女老幼，衣衫褴缕，面黄肌瘦。
队伍中间，一个身材高大、头裹红巾的汉子骑在一匹瘦骨嶙峋的黑马上，不时回头望向西方。
他叫王子顺，原是延绥镇的边兵，去年被裁撤后，带着几十个老弟兄在米脂一带起事。
短短几个月，队伍滚雪球般发展到两千馀人，在延安、庆阳一带纵横弛骋，劫富济贫，官府拿他毫无办法。
但好景不长。
洪承畴来了。
这个福建人，用兵老辣，心狠手辣。
他不仅开始大力剿匪，还派出了大量斥候，四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王子顺。
告示上画着他的像——虽然画得一点都不象——下面写着：
生擒王子顺者，赏银五百两；
献其首级者，赏银三百两。
五百两。三百两。
在这饿殍遍野的年头，这些银子能买多少粮食？能救多少条命？
王子顺麾下，开始有人动摇。
先是几个新附的饥民偷偷跑了，然后是几个老弟兄看他的眼神开始闪铄。
他知道，再不走，就会有人拿他的脑袋去换那几百两银子。
“大哥，前面是白家岭。”一个精瘦的汉子策马近前。
他叫苗美，是王子顺的副手，也是他的连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