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经到军中已有半月。军营扎在台湾西海岸的一片高地上，离延平王府不过三十里路。可这三十里，像隔了千山万水。他从未离开过王府这么久，从未离开过父亲的视线这么久。以前他每天早上都要去给父亲请安，听父亲训话，陪父亲用早膳。现在他每天早上听到的不是父亲的教诲，是军号声。那声音又长又沉，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他从梦里拽出来，摔进冰冷的现实里。
他不习惯。
他坐在营帐中，面前摊著一份军报。纸上的字他一个都看不进去。他在想父亲，想父亲看到他时的眼神——不是愤怒，不是失望，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像一根针，扎在他心上，不深，可拔不出来。他又想起她。陈氏，那个从小把他抱在怀里、喂他吃饭、哄他睡觉的女人。他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她生出那种心思的。也许是某一个午后，他偶然看见她在院子里晾衣服，阳光落在她身上，把她的轮廓镀成金色。也许是某一个夜晚，他路过她窗前，听见她在哼歌，声音很轻很柔，像风吹过湖面。他分不清那是依赖还是爱，是习惯还是冲动。等他分清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世子，该用膳了。”侍卫端著托盘进来，碗碟轻轻放在桌上，发出一声脆响。
“不吃。”郑经没有抬头。
“世子，您已经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再这样下去，身子会垮的。”
郑经没有回答。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吃不下，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父亲的背影。那天他走出王府时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站在城墙上，远远地望着他。隔着那么远的距离，他看不清父亲的表情。可他忽然觉得，父亲老了。那个在他心目中永远像山一样高大的父亲，原来也会老，腰板也会弯，鬓角也会白。
侍卫叹了口气，将托盘放在桌上，退了出去。
营帐外，海风很大，吹得帐布猎猎作响。郑经站起来，走到帐门口，掀开帘子，望着远处的海面。海很蓝，蓝得刺眼，像一块巨大的蓝绸子铺到天边。他想起小时候，父亲抱着他站在船头，指著远处的海天相接之处说：“经儿，海那边是福建，是咱们的家。”他问父亲为什么不回去，父亲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两个字：“回不去了。”他那时候不懂，现在他懂了——不是回不去，是不能回去。父亲输不起，郑家输不起，那些跟着他们出生入死的将士也输不起。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与此同时，延平王府里，郑成功正坐在书房中。桌上摊著一封从福建送来的密报，纸上的字迹潦草，墨色浓淡不一，显是写得匆忙。他没有看，眼睛盯着窗外。院子里，那棵凤凰木开花了，满树火红，像一团燃烧的云。去年这时候，郑经还站在树下，伸手去够最上面的那朵花，够不著，跳起来，还是够不著。他站在廊下看着，笑了，说“明年就够得着了”。郑经回头冲他笑，说“等我够著了，摘给父王”。
今年花开得更盛了，可树下没有人。
“王爷，少夫人来了。”侍卫的声音在门外响起。
郑成功没有回头，声音很淡：“让她进来。”
门开了，董氏走了进来。她穿着一件淡青色的旗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可脸上掩不住的疲惫。眼下的青黑像是用墨笔画上去的，怎么都盖不住。她走到郑成功身边，站了一会儿，没有坐下。
“王爷，经儿在军中还好吗？”
“还好。”
“您去看过他吗？”
郑成功沉默了片刻。“没有。”
董氏的眼泪掉了下来。她没擦，就让它流着，一滴一滴落在衣襟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王爷，经儿是错了。可他毕竟是您的儿子。您把他扔在军营里不闻不问，他一个人怎么熬得过去？”
“他熬不过去，就别做我的儿子。”
“您”
“慈母多败儿。”郑成功转过身来，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董氏的心里，“我就是太惯着他了，他才不知道天高地厚。让他吃吃苦，对他有好处。”
董氏看着他，嘴唇哆嗦著，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她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终于转身走了出去。脚步声在廊道里渐渐远去，越来越轻，像被风吹散的烟。
董氏走后，郑成功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他拿起那封密报，展开，看了几行，又放下了，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海风涌进来，吹得桌上的纸张哗哗作响。月光很亮，照在院子里，那棵凤凰木的影子投在地上，像一只巨大的手，伸向他。他忽然想，如果郑经不是他的儿子，只是一个普通的将领，他会怎么做？会原谅他吗？会把他贬到军中就了事吗？不会。他会军法从事，不留情面。可郑经是他的儿子，他下不了手。
他这一生，刀山火海都闯过来了，杀人无数，从不手软。可对自己的儿子，他手软了。他不知道自己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他只知道，他很累。这种累，不是打仗的累，是心累。
京城。西暖阁。多尔衮站在窗前，手里攥著陈大雷刚送回来的海图。纸上的线条密密麻麻，标注写得工工整整。台湾西海岸的水道，哪里水深，哪里水浅，哪里有暗礁，哪里能靠岸，哪里能避风，全在上面。苏沫儿画了好几天，画得眼睛都花了。她把海图递给他时，手指上全是墨渍，指甲缝里都是黑的，洗了好几遍都没洗干净。
“爷，陈大雷说，台湾西海岸的港口不大，水深也不够，大船进不去。郑成功的船队停在外面，用小船驳运兵员和粮草。”苏沫儿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
“知道了。”多尔衮把海图收进袖中，转过身来，“苏沫儿。”
“在。”
“你说，郑成功还能撑多久？”
苏沫儿想了想。“不会太久了。他家里出了事，儿子不争气，他心里难受。心里难受，就做不了事。做不了事，就撑不了多久。”
多尔衮看着她。她说得对，一个人再强大，也扛不住家里的事。家事乱了，心就乱了。心乱了，什么都乱了。郑成功是这样，他也是这样。他的家也乱了，可他还能撑著，因为他没有退路。
当天晚上，多尔衮去看了博果尔。他很少去干西五所，去了就说明有事。博果尔正在院子里斗蛐蛐，见他来了，手里的蛐蛐草差点掉在地上，连忙站起来，手忙脚乱地把蛐蛐罐藏到身后。
“十四叔，您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多尔衮在石凳上坐下来，看了一眼博果尔藏在身后的蛐蛐罐，没有说什么。“皇上，你十四叔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上战场了。”
博果尔低下头，不说话。
“本王不是要你也上战场。本王是要你好好读书，好好上朝，好好批折子。你是皇帝，不是斗蛐蛐的。你玩得了一时，玩不了一世。等你长大了，这些担子都要你自己扛。谁也替不了你。”多尔衮的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博果尔心上。
博果尔低着头，手指抠著蛐蛐罐的边缘，把罐口的漆抠掉了一块。“十四叔，朕不想当皇帝。”
“不想当也得当。你是先皇的儿子，这皇位是你的。你不想坐，也得坐。坐上去，就不能下来。下来就是死。”多尔衮看着他，“你想死吗？”
博果尔摇了摇头。
“那就好好当。”
多尔衮站起来，走了。博果尔站在院子里，手里捧著蛐蛐罐，站了很久。夜风吹来，凉飕飕的，吹得他打了个哆嗦。他把蛐蛐罐放在石桌上，转身走进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