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远处飘来一阵诵读声，天幕随之拉开了帷幕。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
他写的是法国大革命年代的巴黎和伦敦，却无意中为自己身处的整个时代画下了一幅最精准的肖像。
那一年，狄更斯47岁，正是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鼎盛时期。
而他笔下那个光与暗并存的世界，远不止于英吉利海峡两岸，从伦敦的烟囱到广州的海港，从圣彼得堡的农奴制到密西西比河畔的种植园，整个地球都在一台名为“现代”的巨大熔炉里，被烈焰锻打，被铁锤重塑。】
天幕上的诵读声刚落，佃户们便纷纷议论起来。
“最好的时代，最坏的时代？”一个年轻佃户挠著头，满脸困惑，“这不是前后矛盾了吗？”
“哎，不能这么说，”旁边一个上了些年纪的佃户摆摆手，“凡事都有两面性嘛。”
刘易斯镇长不知什么时候踱了过来，双手叉腰，望着天幕上那行缓缓流动的文字，难得地没有开玩笑。
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带着一种少有的认真：“说得对。光越是炽热的地方，阴影就越深邃。”
几个佃户安静了一瞬。另一个人抬起头，掰着手指头算了算：
“话说回来，18开头的年份，天幕提过非常多次了。想来，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吧。”
牛顿坐在石阶上，手里的羽毛笔悬在信纸上方，久久没有落下。他望着天幕，目光穿过那些正在讨论的佃户，仿佛在望向更远的什么地方。
维多利亚时代，天幕提过很多次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信最终能不能落到那个时代的人手上，但他衷心地觉得，那应当是一个极为繁盛的年代。
他在心里默默地希望，信能平安抵达。
虽然牛顿确实超标，但在维多利亚时代层出不穷的天才面前，也肘不过。
巴黎，沙龙里，伦敦，俱乐部中，俄国的军营里，美国的农场旁。
那些正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们，绅士、贵族、军官、农场主，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望着天幕上那段关于“最好与最坏”的描述。
有人放下手中的酒杯，有人合上正在批阅的文件，有人从摇椅上坐直了身子。
“狄更斯的话？”一位英国贵族挑了挑眉，转动着手中的酒杯。
他们是知道狄更斯的，那个写《雾都孤儿》的作家，那个专门盯着伦敦底层苦难不放的“社会记者”。
可天幕引用的这段话，听起来不像是在写伦敦的贫民窟，倒像是在写一整个时代。
“未来人会怎么形容我们这个时代呢？”
一位法国伯爵低声问了一句，没有人回答，但所有人都在想。
白金汉宫的书房里，维多利亚女王正襟危坐。
阿尔伯特亲王坐在她身旁，手边还放著一杯没喝完的姜茶。
自从上次天幕提到他42岁英年早逝，维多利亚便请了三位御医轮番给他检查，又千叮咛万嘱咐，不许他熬夜，不许他淋雨，不许他吃生冷食物。
阿尔伯特亲王无奈地笑了笑，倒也没有抱怨。
“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维多利亚轻轻重复了一遍这句话，转过头看了阿尔伯特一眼。
她想知道，天幕接下来会怎么解释这个评价。
花园里，爱因斯坦躺在藤椅上，草帽扣在胸口。
他望着天幕上那段缓缓滚动的文字，沉默不语。
那个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确实是走向现代的大爆发时期。
火车、电报、钢铁、蒸汽人类在短短几十年里，走得比过去几千年加起来都快。
可阵痛也是数不清的。烟囱遮天蔽日，工人像牲口一样活在贫民窟里，殖民地的血与火一刻也没有熄灭。
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爱因斯坦把草帽重新扣在脸上，闭上了眼睛。
天幕上的光透过草帽的缝隙，在他眼皮上洒下一片细碎的、斑驳的亮。
【帝国们的黄金时代
1837年，一个18岁的女孩坐上了大英帝国的王座。
没有人想到，这个女孩将在王座上坐63年，让一整个时代冠上她的名字。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日不落帝国”的巅峰。
1851年，第一届万国博览会在伦敦海德公园的水晶宫开幕，座用钢铁和玻璃搭建的奇迹建筑，长564米，通体透明，像一座被施了魔法的温室，里面塞满了来自全球的十万件展品。
印度的宝石、中国的瓷器、美国的收割机、英国的蒸汽机，维多利亚女王在开幕当天激动地写道：
“这是全世界最伟大、最美丽的奇观。”
但奇观的背后是另一副面孔。
1857年，印度民族大起义爆发，英国士兵和印度士兵在德里、勒克瑙的街巷里互相屠杀。
起义被镇压后，英国政府干脆解散了东印度公司，把印度直接纳入王室直辖统治。1876年，维多利亚加冕为“印度女皇”，不是女王，是女皇。
从此，英国从王国升级为帝国。同一时期，英国还打了两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打开通商口岸。
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贸易”背后，是炮舰和刺刀。
海峡对岸的法国，正在经历另一种现代性的阵痛。
法国人像做实验一样反复测试政体：君主制、共和制、帝国、复辟、再共和。
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六月工人起
法国在帝制和共和之间来回摇摆，每一次震荡都在巴黎街头留下血迹。
直到1871年普法战争惨败，拿破仑三世被俘，巴黎公社在血与火中短暂升起又迅速覆灭，法国才最终在废墟上确立了第三共和国。
雨果为此流亡海外近二十年，从英吉利海峡的泽西岛隔海怒斥拿破仑三世是“小拿破仑”，写下了《悲惨世界》和《海上劳工》。
再往东，是一幅凝固的画面。
俄罗斯帝国在沙皇尼古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下，像一个冻僵的巨人。
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把俄国的腐朽暴露无遗：
英法联军已经用上了蒸汽战舰和线膛枪，俄国士兵还在用滑膛枪，补给靠马车在泥泞里爬行。
1855年塞瓦斯托波尔陷落，沙皇尼古拉一世在绝望中服毒自尽。
继位的亚历山大二世痛定思痛，1861年签署了解放农奴的法令，两千万农奴在法律上获得了自由。
但改革来得太晚也太不彻底，农民虽然拿到了自由，却没有拿到足够的土地。
”的荒谬写得入木三分。
俄国在腐朽中挣扎，而推翻它的力量，正在悄悄萌芽。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则是另一种野蛮生长。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
战争的表象是维护联邦统一与州权，根子里却是奴隶制的存废。
北方工业州的工厂主需要自由劳动力，南方种植园经济却依赖奴隶摘棉花。
四年血战，62万人死亡，超过美国此后所有战争死亡人数的总和。
1865年战争结束，林肯遇刺，奴隶制被废除，美国带着巨大的伤口开始了重建。
这个野蛮的新生国家，正在积蓄后来者居上的全部能量。
最遥远的东方，是一幕悲剧。
清帝国在道光、咸丰年间走到了王朝衰败的下降通道。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人的蒸汽铁甲舰让清军水师的木船像玩具一样被碾碎。
此后是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自称耶稣的弟弟，在南京建都，与清廷对峙十四年，战火波及半个中国，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定论，但几乎可以肯定是19世纪全球最惨烈的一场内战。
内乱未平，外患又至，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清朝的每一次战败都是一次被迫的“开放”，每一个条约都是一道新的伤口。
当维多利亚女王在水晶宫展览世界的奇迹时，慈禧太后正在颐和园里修她的石舫，而中国的知识分子直到世纪末才猛然惊醒，开始追问“为什么我们被甩下”。】
这段关于帝国们黄金时代的漫长叙事，像一记沉重的钟声，在每一个听者的心里缓缓回荡。
维多利亚女王坐在书房的扶手椅里，腰背挺得笔直，脸上的表情却像是被人迎面浇了一盆冰水。
当天幕提到万国博览会的时候，她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身体。
那是1851年就在去年。
阿尔伯特亲王为那个水晶宫操碎了心，钢铁和玻璃的奇迹，十万件来自全球的展品，她在开幕那天激动得手都在发抖。
那是她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之一。
可天幕没有停在那里。印度、鸦片、圆明园一个接一个的词砸下来，她的脸色一点一点地白了下去。
诚实地讲，这并不是她的用意，或许说她并不关心，甚至没法关心。
她接过王冠的时候才18岁，个子矮小，声音清亮，从没想过自己的名字会和一整片大陆的鲜血连在一起。
可英格兰的君主，这四个字本身就是一把刀。
她手上沾染的鲜血，冲洗不掉的。苏格兰的仇，爱尔兰的恨，印度、非洲、中国每一笔账都记在她的名下。
“印度女皇。”她低声重复了一遍这个头衔，声音里没有一丝荣耀，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
她想起了天幕上没有提到的另一件事——爱尔兰的饥荒，饿死的人以百万计。“或许他们会说什么呢？饥荒女王。”
她轻轻说了一句，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坐在对面的阿尔伯特，“多么可笑啊。”
阿尔伯特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手，轻轻按住了她放在膝盖上的手，那只手冰凉。
在年幼时，她被母亲和那个男人控制不敢出声，到成了女王，她以为自己长大了，但实则还是那个逃避的懦夫。
牛顿时期的英格兰乡间，石阶旁。
佃户们原本听到“日不落帝国”的时候，脸上还带着笑。
那是他们的英国，是他们虽然穷得叮当响却仍然感到自豪的英国。
可随着天幕继续往下讲，笑容一点一点地消失了。
“贫民窟黑雾”一个年轻佃户喃喃地重复著天幕上的词，声音越来越低。
“连孩子都要去清理烟囱？”另一个佃户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掌心里。
他们透过天幕，第一次从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角度看到了自己身处的这个帝国，辉煌是辉煌的，可那辉煌，是踩在多少人身上建起来的？
是他们自己，是伦敦东区的工人，是被卖到工厂的童工，是被赶出土地的苏格兰农民，是半个地球之外那些他们从未见过的、皮肤黝黑的人们。
没有人笑，篝火烧着，噼啪响着，可没有人说话。
伦敦，俱乐部里，气氛在天幕的讲述中经历了一次剧烈的过山车。
“印度的宝石！中国的瓷器！美国的收割机！”
当水晶宫的画面出现在天幕上的时候，几位绅士几乎是从椅子上弹起来的。
有人举起酒杯高喊“大英帝国万岁”，有人激动得满脸通红，酒杯碰撞的声音叮叮当当响成了一片。
可欢呼声在天幕转到印度大起义的时候戛然而止。
继而鸦片的贸易、圆明园的大火，每一个词落下来，都让那些高举的手臂一点一点地垂下去。
当“贫民窟”“烟囱里的孩子”这些景象从天幕上飘下来的时候，整间俱乐部彻底安静了。
有人低下头，盯着自己杯中的威士忌，琥珀色的液体映出一张沉默的脸。
有人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嘴唇微微发抖。
几位贵妇人用手帕捂住了眼睛，肩膀轻轻耸动，她们哭了。
泪水的确流了下来，妆容的确花了，可流完之后呢？
该参加的舞会照样参加，该买的中国瓷器和印度宝石照样买。
她们的眼泪是滚烫的，落下去就凉了，不过是鳄鱼的眼泪罢了。
王尔德靠在沙发上，一只手撑著下巴，嘴角挂著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如果那算笑的话。
他的眼睛是亮的，可那亮不是快乐，是一种近乎残忍的清醒。
“极端繁盛，极端悲惨，”他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和整个时代对话，“这何尝不是一种美呢？只不过这绚丽的美，是无数尸体映衬出来的。”
他闭上眼睛，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一个画面：
一座金色的雕像，浑身贴满金箔和宝石，站在城市的高处，俯瞰著底下冻死的穷人、饥饿的儿童、挤在贫民窟里的工人。
善良而高贵的快乐王子啊，你把自己身上的金片一片一片送出去，把宝石一颗一颗剥下来，直到你变得灰暗丑陋，铅心碎裂，而那些你救过的人，最终也不过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他睁开眼，低声说了一句，像是在为自己未来的某篇童话打草稿：
“高贵善良的快乐王子啊，你要拯救世人，当他们被冻死，你的铅心也碎裂了。
巴黎，沙龙里。法国绅士们的表情在整段讲述中几乎没有变化。
不是因为他们冷漠，而是因为他们太熟悉了。
帝国、共和、复辟、再共和，这套戏码在他们祖辈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传到他们这一代，还在继续。
每一个政权上来的时候都宣称自己代表法国，每一个政权倒下去的时候都在街头留下血迹。
他们见得太多，变得敏感了。
不敢随意站队，不敢大声说话，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主义、任何领袖、任何承诺。
一个人端起咖啡杯，杯底在碟子上磕出一声轻响。他低声说了一句：
“帝国也好，共和也好对咱们来说，有什么区别呢？”
没有人回答，因为所有人都知道答案。区别是有的，只是他们不敢说。
破落的小咖啡馆里，灯光昏暗，椅子歪歪斜斜。
一个沦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