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落在他脸上，刺得他眯了眯眼。
他掀开被子，双脚踩在地板上，凉意从脚底板蹿上来，激得他打了个哆嗦。
他扶着床沿站起来，腿还有些发软，跌跌撞撞地往外走，每走一步都要扶一下墙。
守在外面的两个卫兵听见动静，推门进来，看见麦克斯韦摇摇晃晃地走过来，急忙上前一左一右搀住他的胳膊。“您慢点——”一个卫兵说。
另一个卫兵则快步转身，朝走廊那头跑去，靴子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清脆而急促的声响，一路向维多利亚女王的书房方向去了。
书房里，维多利亚女王坐在壁炉前的扶手椅上，阿尔伯特亲王站在她身旁，手里端著一杯已经凉透的茶。
法拉第坐在对面的矮凳上，双手交叉搭在膝盖上，三个人的眉头都拧著，正在低声讨论著什么。
阿尔伯特正说著什么，门外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卫兵的声音在门外响起：“陛下——麦克斯韦先生醒了！”
维多利亚女王猛地站了起来，椅子腿在地毯上蹭了一下。
阿尔伯特放下茶杯，法拉第也从矮凳上起身。
三个人对视一眼，谁也坐不住了，齐齐朝门口走去。
门刚推开，走廊尽头，天幕骤然亮了。
白光铺天盖地地涌进来，把整条走廊照得雪亮。
维多利亚不由自主地抬手挡了一下眼睛，阿尔伯特扶住了她的胳膊。
而麦克斯韦靠在走廊的柱子上，仰起头，一眼就望见了天幕上正在缓缓展开的画面。
“既然这样，”他哑著嗓子说了一句，“还是看天幕要紧。”
没有人反对，四个人并排站在走廊里，仰起头。
【1819年5月24日，伦敦肯辛顿宫，一声婴儿啼哭打破了死寂。
这个女婴的诞生，本身就是一场仓促的政治急救，英国王室的继承危机已经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
乔治三世生了十五个孩子，合法的孙辈却几乎为零，唯一合法的孙女夏洛特公主在分娩时母子双亡，整个汉诺威王朝的血脉悬于一线。
国王的几个儿子，一群挥霍无度、私生子成群的浪荡中年被紧急赶回婚姻市场。
肯特公爵爱德华，一个五十多岁、负债累累的老兵，娶了一位丧偶的德国公主。
维多利亚，就是这场仓促联姻唯一的果实。】
阿尔伯特亲王侧过头，看了维多利亚女王一眼，嘴角浮起一个带着笑意的弧度：
“我亲爱的女王陛下，这是在讲你啊。”
维多利亚女王的脸上“腾”地红了一片。她下意识地抬手摸了摸发烫的脸颊，又赶紧把手放下来，挺直了腰板，努力摆出一副端庄的模样。
可那红晕从脸颊一直漫到了耳根，怎么压也压不住。
她没接阿尔伯特的话，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天幕，目光里藏着一种说不清的期待，她想知道，天幕会怎么说她。
石阶旁，佃户们三三两两地坐着站着，有人啃著干面包，有人靠在树干上打盹。
天幕亮起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抬起了头。
“是那个维多利亚女王！”一个年轻佃户指著天幕喊了一声，“天幕讲过好多次了！”
旁边一个上了年纪的佃户嚼著面包，慢悠悠地接话：
“你说这个维多利亚女王究竟是个好人还是坏人？缔造了最辉煌的帝国，又沾满了无数人的鲜血。”
几个佃户沉默了一瞬。另一个佃户挠了挠头，一脸困惑：
“听听天幕讲的吧，会讲些什么呢？维多利亚的秘密吗？”
话音刚落，角落里一个佃户猛地蹦了起来，挥舞著拳头，眼睛瞪得溜圆：
“口瓜——我要看血流成河啊！！”
刘易斯镇长正好走过来，抬手就给了他后脑勺一下：“喊什么喊，安静听。”
俱乐部里，绅士们的反应比佃户们快得多。
当天幕上出现“维多利亚”四个字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和雪茄，身体不约而同地往前倾了倾，耳朵竖得比兔子还直。
一位老爵士清了清嗓子，把雪茄在烟灰缸里按灭了，正色道：
“事关女王陛下，非同小可。”
旁边几个人纷纷点头，表情一个比一个严肃，目光却一个比一个亮堂。
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在偷听皇家的八卦。
但所有人都把手里的威士忌换到了左手，腾出右手，准备随时给自己倒下一杯。
花园里，爱因斯坦的躺椅依旧摆在老位置。
天幕上关于维多利亚女王的讲述飘进耳朵，他没有睁眼，嘴角却微微动了一下。
对于后世的他来说，维多利亚女王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人。
你能从她身上看到许多割裂的性质，说残酷吧，她也有善良的一面；
说成熟吧，某些方面又显得幼稚。
她像一个被时代架在高处的普通人，既不是圣人，也不是魔鬼，偏偏要承担一整个帝国的重量。
“矛盾。”爱因斯坦低声说了一个词。
【她从未见过父亲。肯特公爵在女儿八个月大时因肺炎去世，留下孤儿寡母和一堆烂债。
从有记忆开始，维多利亚就活在一种精心编织的牢笼里，后来被称为“肯辛顿体制”。
这个体制的规则包括：维多利亚不能独自走路，必须有人牵着她的手；
不能独自下楼，必须有人扶著；
不能单独睡觉，必须和母亲同房。
她不被允许和任何其他孩子玩耍，不被允许单独见任何人，甚至不被允许知道自己距离王位有多近。
康罗伊反复向她母亲灌输一个念头：一旦威廉四世驾崩而维多利亚未成年，摄政权必须交给肯特公爵夫人，也就是他自己在幕后操控一切。
他们想让这个未来的女王成为一个永远离不开母亲和康罗伊的、精神上的跛子。
但他们低估了这个小个子公主的钢铁意志。
1837年6月20日凌晨，威廉四世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宫务大臣连夜策马赶到肯辛顿宫，在昏暗的晨光中向一个刚满十八岁的女孩俯首称臣。
维多利亚在日记里写道：“既然天意将我置于此位，我必竭尽所能履行对国家的责任。”
她的第一个决定就令所有人震惊，她要求把自己的床从母亲卧室搬走。
十八年了，她第一次独自睡在一间房里。
康罗伊被挡在门外，肯辛顿体制在太阳升起之前灰飞烟灭。
但自由来得太猛烈，年轻的维多利亚还不懂得如何驾驭。
她迅速坠入了对第一位首相墨尔本勋爵的情感依赖，一个中年丧妻的世故贵族，满腹政坛掌故，幽默而慵懒。
维多利亚称他为“我最亲爱的朋友”，每天和他交谈数小时，把整个辉格党都变成了她的“宫廷宠儿”。
这种偏袒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1839年“寝宫危机”
她的回应像被宠坏的孩子：“我的侍女就是我的朋友，我不允许任何人干涉。”
她一时任性，几乎让君主立宪制的平衡毁于一旦。
公众第一次对她的判断力产生了怀疑，这位年轻的女王，太感情用事了。】
天幕上的讲述还在继续，维多利亚女王却已经低下了头。
她的手指紧紧攥著裙摆，指节泛白，指甲几乎要嵌进布料里。
那段过去，肯辛顿体制、康罗伊的操控、寝宫危机，像一堆被翻出来的旧伤疤，在天幕的强光下一览无余。
她不愿意面对。
那是她一生的污点，是她年轻气盛、感情用事的铁证。
阿尔伯特亲王侧过身，一只手轻轻揽住她的肩膀，另一只手复上她攥著裙摆的拳头，一根一根地把她的手指掰开，握在自己掌心里。
他没有说话，只是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背，力度不大，但很稳。
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站在几步之外，目光不约而同地移向了别处。
法拉第盯着墙上一幅风景画，脖子僵得像生了锈；
麦克斯韦低下头盯着自己的手。
两个人的耳朵尖都微微泛红，有种“不小心撞进了别人私密房间”的尴尬。
石阶旁，佃户们的议论声倒是大得很。
“这个维多利亚女王，还是有魄力的，”一个年轻佃户抱着胳膊，点了点头，“把那些人赶出王权外，十八岁的小姑娘，不容易。”
旁边一个中年人摸了摸下巴，语气里带着几分老成：
“不过还是太年轻了。尽管依靠一个党派，但至少面上要做做样子，她倒好，把‘偏袒’两个字写在脸上。”
刘易斯镇长站在人群后面，双手叉腰，嘴巴微微张著，半天没合拢。
他看着那两个佃户一本正经地分析政治局势，脑子里嗡嗡的。
这是佃户能说出来的道理吗？看了那么久天幕，佃户都会开智了吗？
他抬手揉了揉眼睛，又看了看那两个人——没错，是昨天还在为“薯门”祈祷的那两个。
“哈基佃户们，”刘易斯小声嘟囔了一句，把声音压得只有自己能听见，“你这家伙”
俱乐部里，绅士们的反应热烈得多。
当天幕讲到维多利亚把康罗伊挡在门外、肯辛顿体制灰飞烟灭的时候，好几只酒杯同时砸在桌面上，发出“砰砰”的响声。“好！”
一位胖绅士一巴掌拍在扶手上，震得旁边的雪茄跳了一下，“就该这样！把那些苍蝇赶出王座旁！”
其他人纷纷附和，掌声、叫好声混成一片。
现在正值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巅峰，日不落帝国、万国博览会、工业革命的荣光——大家当然都是赞美她。
尽管在场有不少人心里清楚，几年前他们还在报纸上匿名撰文，抨击这位年轻女王“感情用事、不谙国务”。
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它做什么呢？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把目光盯在八卦和朝堂上。
角落里有几位年长的绅士放下了酒杯，沉默地听完了整段“肯辛顿体制”的讲述。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爵士摘下眼镜，用绒布慢慢地擦著镜片，声音低得像是自言自语：
“这么悲惨的童年十八岁之前连独自走路都不被允许。
旁边几个人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把杯中的威士忌喝了一口。
印度，加尔各答的一条窄巷子里。爱尔兰，都柏林的一家小酒馆里。
不同肤色、不同口音的人仰头望着同一块天幕，听着同一个故事。
维多利亚女王的悲惨童年，在他们心里激起的不是同情，而是一种冰冷的、压了很久的东西。
“她的悲惨是悲惨，”一个印度商人把手中的报纸卷起来，攥得紧紧的，“我们的悲惨就不是悲惨了吗？”
酒馆里，一个爱尔兰工人把酒杯重重地顿在吧台上，深色的液体溅了出来。
他没有擦，只是盯着天幕上那个被讲述、被同情、被包围的女王，眼睛里有一团火在烧。
“终有一天，”他低声说，声音不大，却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英国会为此付出代价。
【就在她最需要一根锚的时刻，锚来了。他叫阿尔伯特，是萨克森-科堡-哥达公国的小王子，也是维多利亚的德国表弟。
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维多利亚十七岁，她对阿尔伯特的评价带着少女的苛刻：
“他的五官太过精致，身材不够挺拔。”
三年后，1839年10月10日，阿尔伯特再次访问温莎，这一次，一切都不一样了。
维多利亚在日记里用颤抖的笔迹写道：
“阿尔伯特实在太英俊了，他的头发几乎是黑色的，他的眼睛又大又蓝，他有一副漂亮的鼻子和一张非常甜美的嘴我的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感情。”
她向阿尔伯特求婚，按照王室礼仪，君主不能“被求婚”，必须由她主动开口，而阿尔伯特接受了。
这个同样在破碎家庭长大的德国王子，他母亲因通奸被驱逐，五岁后再未见过母亲，和维多利亚分享著一种罕见的默契：
两个童年被剥夺的人，在对方身上找到了童年缺失的一切。
他们之间的情书至今读来令人脸红心跳，维多利亚曾在一张便条上写：“没有你，一切都失去色彩。”
阿尔伯特不是那种满足于当花瓶的亲王，他很快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他整顿了王室内务，把腐败臃肿的宫廷管理变成了高效透明的现代机构；
他亲自设计了奥斯本宫的园林和温莎农场，把科学农业引入了王室领地；
他深入研究工业技术和艺术设计，成为维多利亚时代最具有现代视野的统治者之一。
而他们共同的巅峰之作，是1851年万国博览会。
当阿尔伯特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时，几乎所有人都在嘲笑，在一个革命遍地、君主制岌岌可危的年代，你要把全世界的工业产品放在一座玻璃房子里展览？
但阿尔伯特坚持了下来，维多利亚全力支持。
水晶宫在海德公园拔地而起，十万件展品从全球涌来，六百万人涌入参观。
开幕式那天，维多利亚站在水晶宫中央，透过玻璃穹顶看着阳光倾泻而下，她在日记里写道：
“这是全世界最伟大、最美丽的奇观。阿尔伯特的名字将永远与这一天连在一起。”
那是他们爱情的顶峰，也是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最终凝结，进步、自信、全球视野。】
天幕上的讲述还在继续，可书房里的气氛已经彻底变了。
维多利亚女王的脸上像是著了火。
那些日记，那些她年轻时写在纸上的、滚烫的、只属于自己和纸张的私密话语——被天幕一字不落地念了出来。
“没有你，一切都失去色彩。”
她当初写的时候觉得那是全世界最真诚的表白，现在听起来却像是十几岁小姑娘犯的花痴病。
而且一想到那些日记被未来的人随意翻阅，她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后背凉飕飕的，像是被人从领口塞了一团雪。
阿尔伯特亲王的耳朵红得能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