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4000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家绵羊就已经以这种东亚家绵羊类型为主体了，只有少量家绵羊是西亚类型的。从甘肃、新疆等地考古发现的家绵羊骨骼分析，西亚的家绵羊可能与彩陶技术、青铜技术类似，也是从欧亚草原带传输过来的。
说完了羊，我们再来聊聊牛。驯化的黄牛最早也出现在西亚吗？这个答案只能算半对。
在我们祖先的家牛分类学中，黄牛是指牦牛、水牛之外的所有家牛，主要包括普通牛和瘤牛两个种类。普通牛的驯化的确发生在西亚，时间大概在距今11000年前，出现得非常早。瘤牛这个种类一般认为是在南亚的印度河河谷被驯化的，时间上比普通牛的驯化晚了差不多2000年。顺便说一句，“高原之舟”牦牛是在中亚被驯化的，时间上略晚于普通牛的驯化。
另外，近期中国学者在黑龙江发现了距今万年以前的牛的骨骼，牛的牙齿、颌骨上有凹槽，似乎是驯化造成的。如果这个发现得到证实，那么中国东北地区就是一处黄牛的起源地，而且时间上不比西亚晚。不过，牙齿和骨骼上的凹槽也许有其他解释，不一定是驯化造成的。考虑到西亚是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人口暴增，粮食剩余充足，具备驯养大型动物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现在学者们仍然秉持“西亚是黄牛最早的驯化地”的观点。
抛开这个存疑的起源地不谈，距今4500年前，黄河流域已经出现了家养黄牛的踪迹，看起来黄牛来到中国的时间比家绵羊晚。最早发现家养黄牛骨骼的遗址主要分布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和中部一带，因此黄牛传入中国的路线可能与绵羊是一样的，都是沿欧亚草原带而来，毕竟沿途有充足的青草可供牲畜食用，草原人群对于畜群管理和利用也经验丰富。利用化学元素进行的食性分析，中华大地上的第一批家养黄牛以吃碳四类植物为主，也就是当时北方主要的农作物粟和黍，也许古人用打下来的粟和黍的茎叶来喂养黄牛。
分子生物学家曾经对在新疆、青海、内蒙古所发现的考古遗址中的黄牛骨骼做古DNA分析，发现所有的样品都属于普通牛，不属于瘤牛，这说明古印度的瘤牛可能要更晚进入中国。而且这些样品绝大部分是来自西亚的黄牛基因型，只有少量可能来自东北亚，这说明东北亚也发生过黄牛的驯化事件，类似于家绵羊来到东亚后又经历的驯化事件。
与家绵羊有所不同的是，黄牛进入中国还有一条西南方向的路线。瘤牛在印度河河谷得到驯化后，在南亚、东南亚传播，然后从云南进入中国，再继续扩散。在云南大理美丽的洱海里有一处银梭岛，岛上的远古遗址中曾出土过黄牛骨骼。
绵羊与黄牛携手走入中华大地，不仅给我们的祖先提供了肉类、奶类食物以及毛皮御寒材料，还改变了祖先的文化习俗。
我们知道，猪是中国本土驯化的动物，从距今9000年前开始，在中华大地上的很多遗址中，古人都以猪来祭祀和随葬，偶尔也使用狗，这是另一种本土驯化动物。到距今4000年前左右，遗址中开始出现用牛和羊进行祭祀与随葬的现象，并且越来越普遍。看上去在古人的心目中，外来物种牛和羊的地位要高于本土驯化的猪和狗。到商代，这种祭祀文化上的“动物歧视”更加登峰造极了，商代有两种高规格的祭祀礼仪形式—“太牢”和“少牢”。“太牢”是商王一级的祭祀，必须牛、羊、猪三牲齐备；“少牢”是卿大夫一级的祭祀，只用羊、猪两牲。所以，如果对几种动物在祖先心目中的地位进行排序，从高到低依次是牛、羊、猪、狗，黄牛的地位最为崇高。“牺牲”二字的偏旁，都是“牛”字，就是因为牛是最高级的祭祀品。商朝人流行占卜，黄牛的肩胛骨被用来做卜骨。在当时的手工业生产中，黄牛的骨头是重要的材料，用于制作骨器。再到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力气大且性情温顺的黄牛开始被用于农耕劳作，成为农民的好帮手。
文明硬币的两面
至此，在距今5000—4000年前的中原地区，中国古代所谓的“五谷”—粟、黍、菽、麦、稻，全都齐备了；所谓的“六畜”—狗、猪、牛、羊已经出现，马正在北方草原扬蹄驰骋，鸡可能正在南方地区啼鸣破晓，这两者稍后会进入中原地区。
这些重要物种中，麦、牛、羊、马都来自西方世界；极为重要的青铜技术、马车技术来自西方世界，同样重要的彩陶技术也来自西方世界。那么，我们是不是该把安特生等人曾经提出的西来说重新拾起，拍拍尘土，摆上学术的供桌呢？
从逻辑和史实上，我们都不能如此武断地支持西来说。正如上一章我们谈到的，中华大地的北方祖先驯化了粟和黍，并在距今7000—5000年前沿着草原带西传，让亚洲西部与欧洲的古人也尝到了小米和黄米的滋味。狗和猪这两种家畜起源于中国，它们同样也在很早的时候就扩散到了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包括西方世界。
如果仅仅因为一些物种和技术的输入，就认定中华文明是“西来”的，那么在这样的逻辑下，根据古代中国向外输送物种的史实，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西方文明是“东来”的。
那么，本土说就正确了吗？我们的文明是本土产生并繁荣起来的，即使没有外来文化（包含物产、技术等）的输入，中华文明仍然会结出硕果、辉煌灿烂吗？
本土说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它的错误在于不承认塔岛技术悲剧的原理，认为一个封闭的中华大地就可以自我生长出灿烂的文明来。实际上，自从西亚、东亚各自驯化野生植物，发展出原始的农业开始，东亚就不再是一个大号的塔岛。在更早的现代智人扩张的时代，东亚就已经不再是人群和文化交流的孤岛了，它与欧亚大陆频繁地发生着交流，有一些人走进来，有一些人走出去，他们把思想、文化、技术、物种带来带去。
坚持西来说、本土说的人，都只看到或者只愿看到一枚硬币的一面，没有看到或者不愿看到硬币的另一面。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口中所说的文明，是有其标准的。不同的学者提出的标准会有所不同，但无外乎几个要素：（青铜）冶金术、城市、文字系统、信仰（宗教）体系。一个被学者承认的古代文明不一定具备所有要素，但至少具备大部分要素。
举个例子，我们前面谈到的良渚文化，已经具有了城市和信仰体系，但是缺乏冶金术和文字系统，因此国外主流学者并没有把良渚文化提升为“良渚文明”。国内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以良渚文化的大型社会规模和治理能力，是当得起“良渚文明”称号的。因此，良渚社会算不算文明古国，还是一个争议话题。
从文明的标准和文明的进程看，中华文明能够诞生并屹立于东亚，正是中华大地在本土充足的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本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技术与物种，甚至一些思想与文化，一举脱胎换骨，把各种地区文化、技术熔炼成整体性的中华文明，迈向了“最早的中国”。
青铜和家马，正是中华文明以及其他文明诞生的决定性推手，它们衍生出来的青铜武器和马拉战车，给古代势力提供了远程军事输送能力，这种能力对于国家政权的建立至关重要。
青铜技术和马车技术传输到北方草原后，在那里主要用于军事领域，增强了草原人群的战斗力，给了南方农耕社会以极大的压力，石峁古城展现的防御能力就是这种压力的反映。稍后，青铜与家马扩散到北方地区，肯定也提升了中原地区各地人群的战斗力。为了共同防御敌人，原本分散的各个部落会组成更大规模的强有力的部落联盟，打破族群、文化的界限。在部落联盟内部，青铜技术和马车技术带来了远程军事输送能力。过去一个偏远部族发动叛乱，联盟首领鞭长莫及，难以镇压，现在就可以迅速派出携带青铜武器、以马拉战车为核心的军队平定叛乱，震慑有二心的部族，从而使部落联盟内部更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朝着文明国家不断迈进。
此外，青铜技术在北方地区还起到了文明催化剂一样的重要作用。青铜技术是文明古国诞生前夕的高科技，我们的祖先用青铜器取代了古老的陶器，作为祭祀和礼仪用品，创造出中华文明独有的礼乐文化，使部落联盟内部的文化建设更上一层楼，以和平的方式增强了内部凝聚力。
与此同时，外来物种使北方地区各个部落对于贸易有了更大的需求，从而促进了各个部落之间的紧密联系，对古代家畜的基因研究显示了这个趋势。
黄牛本来是从西方世界传入中国的，优质的黄牛品种可以给古代人群提供优质的劳作畜力和美味食物。通过对当时各个文化人群养的黄牛基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贸易交往已经非常频繁，原本各有居所的人群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密。在当时的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如此大范围内，每个遗址中占比最高的黄牛基因型都是相同的。其他几个黄牛基因型则占比很低，它们在各个遗址中的分布也不太一样。这说明在北方地区黄牛的交流十分广泛，一种优质的家牛品种会让各个部落趋之若鹜。
有趣的是，中国上古传说竟然也讲述了牛羊贸易的故事。根据《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古书记载，商王有一个叫作王亥的先祖，与兄弟一起赶着牛羊去有易氏部落做生意，被有易氏的贵族谋财害命。王亥的儿子上甲微欲为父亲报仇，但是实力不够，直到4年后才借到河伯的兵，终于消灭了有易氏，为王亥报仇雪恨。此后在商朝的甲骨文中，记录了后世商王祭祀上甲微，向他汇报目前本国的事项。上甲微显然很受商朝人尊重，经常享受后代的祭祀。
上古传说的细节未必真实，但它所反映的先商部落进行远距离牲畜贸易的情景，应该是符合当时北方地区部落交往实际情况的。
上面这个传说也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动荡的状态，各个部落之间既有和平的商贸往来，也有暴力的兵戎相见。从考古遗址中，学者们也能够读出那段动荡的历史。
仰韶温暖期本来是一段祖先们的快乐时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新的技术和物种不断涌现，广阔天地里的古人传播彼此的文化，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但是在距今约4500年前，北方地区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龙山时代，仰韶时代那种和谐社会土崩瓦解。从龙山时代的遗址看，聚落开始构筑坚固的环壕，更大的聚落甚至修建城垣工事，对外防御强邻骚扰，对内凝聚部落人心。北方地区陷入万邦林立的状态，相互之间征伐不断。
从仰韶时代到龙山时代，是什么造成了社会的转变？显然，人口增长是重要的内因。进入龙山时代，可能有数百万人生活在农耕社会的核心地带—中原地区。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农田的产量并不高，粟、黍、菽已经得到充分驯化和种植，而小麦尚在赶来的路上，粮食增产在彼时彼地遇到瓶颈，人口激增带来了强烈的生存压力。各个部落尽力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彼此会为了争夺一块耕地、一块牧场甚至一处水源而发生冲突。
龙山时代的气候也是制造社会动荡的元凶之一。在经历了仰韶时代的温暖后，龙山时代已经处于大暖期的末期，气候变得波动起来，有时还会出现降温事件。气候波动就会带来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激发一些部落的生存危机，求生欲驱使他们对外诉诸暴力，抢夺资源。
最终，气候变化推动了中华大地实现“临门一脚”，从一片乱世迈向了最早的中国。
距今4000年前，不论是中华大地还是欧亚大陆，似乎都正在经历巨大的气候转变。
比如我们谈到的良渚文化，在距今4000多年前衰落了；沿着长江上溯，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中上游的宝墩文化都在同一时期衰落。北方的齐家文化在距今3700年前左右走向消亡，更北的辽河流域的文化也差不多同时走向了衰落。只有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在古文化大面积衰落的背景下冉冉升起。
这种巨大的转变，考古学家称之为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原本东西南北如繁星般的各种古文化都黯淡下来，只有中原升起了一轮文化的明月。
在前作《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中，我分析了文化面貌巨变的气候原因，猜测可能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南北向移动导致了中华大地古文化的大量衰落。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放眼全球，当时整个欧亚大陆似乎都在经历气候巨变。
距今4200年前左右，埃及古王国在奴隶大起义的动荡中走向了终点。不过，学者们最近提出了古王国灭亡的新视角。他们找来了那个时代古埃及人的棺材板，仔细分析了棺材板上的树木年轮痕迹，发现当时的气候极端异常，有强烈且短暂的干旱期。干旱带来的粮食减产给古埃及统治者制造了巨大的麻烦，局势最终失控了。
在西亚两河流域，考古学家对一座消失的大型城市进行考古发掘，在距今4200—3900年前的土壤层中发现了那个时期气候严重干旱的证据，甚至连蚯蚓都因干旱而大量死亡。
在印度河河谷，距今3700年前左右，古印度文明突然消失。过去学者认为，古印度文明可能遭遇了西北方向族群即雅利安人的入侵。但是气候学家发现，印度河文明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衰退，原因很可能是气候波动导致了灌溉水源的不稳定。
为什么距今4000年前，全球气候经历了如此巨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我们能够知道的是，比远古中国先期进入文明古国阶段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都遭受了沉重打击，而中华大地却在气候打击下凤凰涅槃，中原地区迈入了文明古国阶段。
最早的中国，祖先的家国
动荡不堪的环境中，相对适宜生存的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终于脱颖而出，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站上了文明的高台。
考古发现，降温、洪水、干旱等灾难在龙山时代末期导致北方地区人口规模下降。同时，人口向中原地区的核心区域集中，以二里头都城为中心的区域人口规模逆势膨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都城规模宏大，有着纵横交错的大道、方正规矩的宫城，宫城内还排列着多座建筑，具有明显的中轴线格局，这种城市格局为此后的古代中国各个朝代所继承，比如汉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等。
当时的二里头社会已经是阶层井然的社会，贵族住在宫殿区以东区域，“城市”的西部和北部则是一些小型的地面或半地穴式建筑，是平民百姓的居住区。都城内部有许多功能区，比如铸铜作坊。二里头遗址的青铜作坊规模大，延续时间长，浇铸工场、烘烤陶范的陶窑，展现出铸铜工艺设施已有较高的专门化水平。在宫殿区和铸铜作坊之间，还另有绿松石器制作作坊，二里头先民主要在那里制作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的装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