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棺盖被几位考古人员合力抬起时，棺内合葬的男女遗骸以及从未被扰乱的随葬物品仍然保持着下葬时的场景。墓主身上覆盖的织物中，一件色彩斑斓的织锦在灰尘遮蔽的墓室里是如此的醒目，立刻吸引了考古人员的目光。当这块织锦被缓缓展开时，鲜艳的蓝、白、红、黄、绿花纹之间，露出了蓝底白色织出的汉字“国”“东方”“五星”等字。当织锦全部展开时，汉字组成的语句让在场者脱口而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这次考古挖掘的是新疆和田地区的尼雅遗址，时间是1995年10月。在棺盖被打开的此前一天，一位北京大学的考古学家刚好带着一面五星红旗赶到尼雅遗址挖掘现场，他的名字叫齐东方。这块织锦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文字与考古学家齐东方、五星红旗之间出现了神奇的巧合，成为此后人们津津乐道的考古学界趣事。
其实，这块织锦的神奇故事还未结束，织锦上文字所揭示的族群演变历史同样神奇。
藏在织锦里的精绝与南羌
织锦上的文字与齐东方、五星红旗和中国之间的巧合，给人们增添了谈资，但从学者的角度看，这些只是巧合而已。这块织锦是西汉王朝的皇家工场织造品，正如本书上一章所说，不同时期的古人对于“中国”的解释是不同的。西周人所说的“宅兹中国”，指的可能是他们进行祭祀的洛地，对应着天上的都城位置。在西汉，“中国”基本上还是指代东周人所说的洛地及其周边的中原地区，是地理概念而非国家名称。“五星”在西汉的时候，指的是夜空中的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和镇星五星，即人类用肉眼能够看到的夜空中的五大行星。在东汉道家阴阳五行学说兴起后，这五颗星的名字被改为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和土星，这些名称沿用至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说的是天象上五颗行星都会聚于东方天空，中国地区就大吉大利。反之，如果它们都会聚于西方天空，“外国用（兵）者利”。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句话其实并不完整。在墓室中还出土了一件织锦残片，它与“五星”织锦其实是同一件织物，它们的花纹都是一致的，这件织锦残片上还有三个字—“讨南羌”，因此织锦上的完整语句应该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
尼雅遗址在当时属于精绝国，这个墓室里刻有“王”字的陶罐表明，墓主应该是精绝国国王。那么，相距遥远的西汉与精绝国为什么会发生联系？“南羌”又是哪里呢？
让我们先从精绝国的基因探寻那段历史。
尼雅遗址在1901年由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发现，他从遗址里带走了大量的文物，轰动了欧洲学术界，尼雅遗址也被称为“东方庞贝城”。1995年，中日联合考古队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对尼雅遗址再次进行发掘。尼雅遗址中出土了西亚风格的玻璃器，希腊风格的艺术品，犍陀罗（位于今巴基斯坦东北部和阿富汗东部的古国）的装饰图案，古印度的棉织物，中原地区的锦、绢、漆器、铜镜、纸片等。可以说，这里是古代中国、古印度、古希腊和古波斯四大古代文明的一个罕见交汇点。
科学家对尼雅遗址一个男性成年个体股骨上所含的线粒体DNA进行了检测，发现他的基因型属于欧亚大陆西部的基因型，与西亚和伊朗人群的基因关系最近，而与东亚人群没有基因联系。对比新疆其他遗址的古代人群DNA，科学家发现同属和田地区的一处于阗国遗址的人群DNA与尼雅遗址人群相近。于阗国与精绝国同属塔里木盆地南缘的昆仑山下区域，历史上于阗国还曾经吞并精绝国，所以两国人口基因相近并不奇怪，但它们与西亚、伊朗人群基因相近，这还是能揭示出一些人群迁徙的往事。
根据碳十四测年，尼雅遗址的年代在距今2200—1500年前，从西汉时期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而于阗国遗址的年代在距今2200—1700年前，从西汉时期到三国两晋时期。学者们猜测，在精绝国出现之前，应该就有一支西亚、伊朗基因人群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塔里木盆地南缘，在昆仑山与塔克拉玛干沙漠之间的绿洲上生活，甚至向东扩张。到了西汉，汉武帝命张骞出使西域，凿穿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阻隔，汉朝开始对西域各国包括精绝国产生影响力。
从基因型上讲，精绝国人群有着西方的基因型，与汉朝的东亚基因型是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精绝国与汉朝交好。那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皇家织锦，很可能就是汉朝赠送给精绝国国王的礼物，被精绝国王室视作具有压制敌人的神秘力量的物品，在去世时也要带入地下随葬。
那么，要征讨的“南羌”又是哪里？
南羌，也叫南山羌。所谓南山，指的就是昆仑山。张骞出使西域回到汉朝后，向汉武帝汇报说黄河的源头就在于阗国，而上古传说中的昆仑山应该还在更西边。根据河流发源于于阗国的山脉，刚好于阗国又出产玉石，与古籍中记述的昆仑山很吻合，于是汉武帝金口玉言，宣布于阗国的南山就是昆仑山。
现在我们知道，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并非昆仑山，而古籍记载的传说中的昆仑山，虚无缥缈，不能深究实际对应的山脉。当时的张骞与汉武帝并没有今天我们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素养，判断有误不足为怪。汉武帝定名的昆仑山倒是一直流传至今，指代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一线高大山脉，在那时，西域绿洲国家习惯称呼其为南山。
南山羌就是昆仑山上的游牧族群。从族源来说，南山羌很可能来自古羌人部落，并融合了周边其他部落的部众。南山羌曾经蛰伏于汉朝的羁縻之下，后来试图北渡湟水寻找合适的土地定居而发动了叛乱，其背后也许有汉朝的死敌匈奴的支持。公元前61年，汉朝大将赵充国以70岁高龄率军出征，征讨反叛的羌人，临行之前，汉宣帝赐书“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先讨个好口彩。赵充国很快平定了叛乱，然后又积极地在当地屯田，使当地长治久安。
所以，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织锦，很可能是这次胜利后制作的“宣传品”，然后礼赠昆仑山附近的绿洲国家，精绝国获得了一件。
精绝国国民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那么南山羌人是不是属于土生土长的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呢？也未必。古羌人及其直系后裔基本上属于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但南山羌人不仅继承了古羌人的基因型，他们可能还融入了另一支重要族群—小月氏人的基因，而小月氏人是有着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的族群，因此历史上的南山羌可能是东西合璧的，族群与基因是融合的。
匈奴和它的草原敌手
既然有小月氏，那就还有大月氏。既然谈到月氏，那么我们可以正式引出秦汉王朝的死敌—匈奴。要搞清楚西北地区的族群演变，匈奴是无法回避的重要族群。
从历史上看，匈奴自战国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开始威胁战国七雄中的北方三强—秦、赵、燕，一直到东汉时期被汉朝联合鲜卑等部众打垮为止，匈奴与以中原为核心的华夏王朝缠斗了几百年。然而，如此重要的草原强权，它的很多细节还没有搞清楚，比如匈奴的族源仍然是个谜团。
难点在于，匈奴是一个欧亚草原带东部的部落大联盟，它囊括了广阔区域里各种背景的部落，很可能融合了西伯利亚、亚洲东部、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基因型的族群。所以，从扩展模式来说，匈奴是很典型的“上层更换模式”，匈奴很可能从一个核心的部落，通过不断的征服过程，把各个部落的部族都纳入自己的统治，那些部落原来的上层贵族要么被替换掉，要么臣服于匈奴单于，成为单于管理各个部落的代理人。
既然匈奴政权的族群来源多样，一言难尽，那么我们能不能确定构成匈奴政权统治核心的单于族群的来源呢？
分子生物学家曾经对蒙古国境内一处匈奴时期墓地内的60多具遗骸进行基因检测。这处墓地的年代为距今约2000年前，正好是匈奴称霸蒙古高原的时代。通过分析后发现，墓地中近九成人的基因型属于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约一成人属于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学者们还曾对蒙古国东北部另一处匈奴贵族墓地的三具遗骸进行基因检测，发现一位是西部基因型，两位是东部基因型。
所以，至少从墓葬中的匈奴人基因分析，匈奴族群中的大多数应该是土生土长的欧亚大陆东部族群，主要来自欧亚草原带东部的各种部落。但是，至少在2000年前，匈奴人中有一部分人属于欧亚大陆西部来源的族群或其后裔。基因型比例虽然确定了，但我们还是无法确定匈奴单于一族的族源归属，是属于占多数的欧亚大陆东部族群的一员，还是属于占少数的欧亚大陆西部族群的一员呢？
语言学的分析也面临着这种尴尬的情况。几十年来，语言学家试图根据秦汉王朝对于匈奴一些专有词汇的直译发音，与各个族群的语言进行比较，以确定匈奴人讲什么语言。既然是一个部落大联盟，匈奴人内部肯定也是讲各种语言的。但是，汉文文献中记录的一些专有词汇，一般来说应该是匈奴上层使用的语言，是单于一族的语言。语言学家们长期争执匈奴人所讲的语言应该属于突厥语系统还是蒙古语系统，没有定论。
基因学和语言学在匈奴单于一族族源追寻过程中陷入了困境，这反映了基因学和语言学在研究族群来源时的局限。
从分子生物学上讲，学者们是用过去古人的DNA与今天生活在欧洲、非洲、亚洲、美洲的人们的DNA进行比较，以判断古人的族群来源。可是，现代人是古人的后裔，而不是相反。用现代人的基因来判断古人的族群类别，从逻辑上是本末倒置的。例如，现代欧洲人的祖先可能并不是生活在欧洲，而是生活在西亚，所以欧洲人祖先的基因型很可能与西亚某些族群更接近，而与现代欧洲人的基因型略远一些。当我们在欧洲某地发现古人DNA与现代西亚人群接近，而与现代欧洲人群较远时，我们要认识到，这类古人完全可能是欧洲人的祖先。
对语言学来说也类似，用现代蒙古语和现代突厥语来比较匈奴人的语言，也是本末倒置。真实情况是，匈奴人的语言可能影响了现代蒙古语和现代突厥语的形成，很多匈奴人的词汇、语法被后来的蒙古人等继承和使用，并流传到了今天。所以，后人可以在现代蒙古语和现代突厥语中找到与匈奴人语言相似的证据，但不能说匈奴人讲所谓的古代蒙古语或者古代突厥语。
那么，基因和语言能告诉我们什么？各个现代族群的亲疏远近。此外，基因还可以通过突变速率，讲述两个族群最初分开时的大致时间。我们要知道基因和语言研究的局限性。
回到匈奴单于一族族源的探讨上，如果能够发现大量的匈奴人墓葬，并且明确哪些是匈奴单于一族的墓葬，哪些是普通匈奴人的墓葬，然后分别提取DNA进行分析，应该会对探索匈奴单于一族的来源有一定的帮助。除了利用基因和语言研究外，还必须借助其他各种信息来分析，包括考古学的各种发现，以及古书中的记载。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在战国后期到秦朝这段时间里，中国北方草原上三强鼎立，西边是月氏，中间是匈奴，东边是东胡，匈奴早期的势力范围是被东西两强限制的。从这个草原格局判断，匈奴的单于一族也许是蒙古高原本地的族群，或者是从更北边的贝加尔湖地区南迁而来，不太可能是来自中亚或西亚的草原带族群。
特别是盘踞在匈奴西边的月氏，其实力和背景都颇为强大。还记得卡拉苏克人吗？从族群和语言上看，月氏很可能是卡拉苏克人的后裔之一，因此从基因型上讲，月氏很可能有更多的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月氏族群可能讲一种古老的语言—吐火罗语，所以月氏以及相关的族群也经常被称为“吐火罗人”。吐火罗人在中国境内的活动，可以追溯到克尔木齐人以及南下到罗布泊的“小河公主”的族群。
月氏在早期匈奴的西边活动，但是学界对其具体的势力范围有所争议。中国史书记载月氏与另一个族群乌孙“共在敦煌间”，“俱在祁连、敦煌间”。如果按照今天的地理名称，祁连山在青海与甘肃交界处，是河西走廊南界的山脉，而敦煌在甘肃省西部，是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因此，按说月氏应该活跃在今甘肃河西走廊以及北面邻近的蒙古高原西部一带。
但是，基因研究挑战了这个说法。针对月氏活跃的时代，学者们在甘肃、宁夏、陕西、山西等古代遗址中获得的古人DNA表明，这些地区都是欧亚大陆东部基因型，并没有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的存在。同时期的新疆地区是欧亚大陆东部和西部基因型共存的，来自西方的族群可能扩张到新疆东部就止步不前了。所以，拥有欧亚大陆西部基因型的月氏势力可能并没有到达甘肃的河西走廊。
那么，古书中所写的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该如何解释呢？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昆仑山名字的变化一样，“祁连山”一词在古代的指代也是很混乱的，所指的山脉并非今天的这个祁连山。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不论是昆仑山、祁连山还是今天新疆的天山，它们的名字其实都来自吐火罗语里的“圣天”的含义，汉地史书应该是根据吐火罗人对山脉的称呼而记录下来这些名字的。所以，“祁连、敦煌间”里的“祁连”无法明确是哪条山脉，但应该是在今新疆境内，可能是天山或者昆仑山，甚至可能是阿尔泰山。
总之，月氏活跃的地区在今新疆的北疆草原以及更北方，这就是基因研究带来的新认识。
月氏一度非常强大，以至匈奴不得不送出“质子”到月氏。《史记》中描写：“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冒顿在没有成为匈奴单于之前，有一段日子是在月氏当人质的，可见在当时的草原上，月氏比匈奴更强盛。
不过，在冒顿杀死欲置自己于死地的老单于，成为匈奴的新单于后，匈奴迎来了扬眉吐气的时代，向西击败了月氏，杀死月氏首领，用其头颅当盛酒的器皿，月氏“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
月氏的西迁如同多米诺骨牌，只不过这一次，骨牌是从东向西倒了。月氏先是占据了乌孙人盘踞的伊犁河谷，也许是匈奴兵锋太急，月氏不得不继续西迁，越过实力一般的大宛，向西渡过阿姆河，攻取了大夏，以大夏的都城蓝氏城作为自己的都城。
过去人们根据月氏和乌孙“俱在祁连、敦煌间”的记载，以为乌孙也曾经在河西走廊活跃，后来趁着匈奴赶跑月氏而占据了伊犁河谷。但是，如果基因研究是对的，月氏和乌孙的势力都在新疆境内，那么乌孙可能原本就活跃在伊犁河谷，在强大的月氏的西边偏南。这样一来，月氏从东北方向来袭，乌孙就首当其冲，乌孙残部向东逃到吐鲁番盆地避难，在地理上就解释通了。
在匈奴的打击下，月氏一分为二，主力西迁，抢占了中亚的土地，后来建立了贵霜王国，但中国史书仍称呼其为“大月氏”。那些没有西迁的小部分部众，则从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