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劳动产品，还要用数来交换剩余劳动产品，如此等等。否则原始社会的生产活动就不能顺利进行，生产力就不能向前发展。人类最初对数的认识就是在这种原始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产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随着原始人对数的知识不断增加，必然会总结出最早的、最初级的数学规律。
而且，华夏先民在采集渔猎的旧石器时代，已经对暑来寒往、月缺月圆、太阳的光照、动植物的物候等自然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根据考古学与文献资料，大致可以推断至新石器时代的中期，我国先民就已经开始观察天象，测定方位，计算时间，划分季节了。在裴李岗、半坡等文化遗址中，住宅和墓穴都有一定的朝向，并已用太阳的光照，来估量植物播种、生长、成熟的季节。显然方位的确定对人们生产、生活都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河图和洛书才应运而生。
最简单的规律往往也是最复杂的规律，虽然中外学者对河图洛书作了长期的探索研究，但是河图洛书仍有许多未解之谜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河图洛书是先民心灵思维的结晶，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里程碑。《周易》和《洪范》两书，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哲学、政治学、军事学、伦理学、美学、文学诸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起源的河图洛书，功不可没。
人面鱼纹彩陶盆暗示了什么？
人面鱼纹彩陶盆暗示了什么？
陶器是原始社会人们创造的第一种日常生活用具，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彩陶在实用基础上以其丰富多样的图案和纹饰具有了极其珍贵的审美价值，作为中国艺术的重要源头而倍受后世学者的推崇。在彩陶的众多纹饰中，有一种充满神秘感的特殊纹饰，至今人们仍不能理解其蕴藏的无穷内涵，那就是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人面鱼纹彩陶盆。
这件彩陶盆，浅腹，底部接近平坦，陶盆内壁用黑彩描绘出由人面和鱼纹混合组成的图案，人头呈现圆形，两条弯眉又细又长，上面涂成黑色，眼睛是一条直线，鼻子呈现倒丁字形，嘴形是漏斗状的，头顶上还有一个高高的三角形发髻，嘴下面全部涂成黑色，在嘴的两边有鱼形的纹饰，更为奇特的是，在两耳旁边也各有一条鱼，鱼头和鱼身都呈三角形。图案整体显得古拙、简洁而又奇幻、怪异。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要绘制这一复杂的人面鱼纹图案？数十年来，专家们为此争论不休。
有人认为，此图反映了半坡人和鱼之间的密切关系和特殊的感情，是半坡氏族崇奉的图腾。半坡人在河谷阶地营建聚落，生活方式与渔猎密不可分，他们喜爱鱼、崇拜鱼，认为其氏族起源于鱼，故把鱼奉做自己氏族的图腾祖先加以崇拜，人与鱼组合画在一起，代表着人与鱼是不可分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存，能力“互渗”。此外，古籍记有人鱼互变的神话，《山海经》说颛顼死后复苏化身为鱼，变形的鱼纹很可能是代表人格化的独立神灵——鱼神。
曾有学者对国外部落和氏族鱼图腾进行过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和南美等图腾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靠海和沿河而居的部落，大多数都是以鱼为图腾，或以鱼为主要图腾。当时半坡气候与这些地方类似，同时这里出土的实物也证明了其渔猎的发达程度，这样一来认为鱼是保护神或是祖先的说法有了依据。
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既然鱼作为祖先来加以祟拜，那么照理祖先是不能被猎杀的，然而，事实上在半坡遗址里出土了大量渔猎工具，这显然与先人们将之作为图腾崇拜是相矛盾的。
还有人认为，此图具有宗教祈福的作用。在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万物充满了神秘感，因而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在这样的观念下，原始巫术盛行。天文气象学家通过对孢粉和植被等情况的分析研究，发现当时的半坡气候状况较今天的半坡遗址更为温暖、湿润，附近湖沼密布，雨水丰盈，在这样的环境下鱼类是很繁盛的。人们在半坡出土物中也发现了大量渔猎工具，其中骨鱼杈21件，骨鱼钩9件，石网坠320件，可见当时的渔猎是非常发达的，在半坡人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鱼也成为半坡人的主要食物之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有人提出，人面鱼纹实际是巫师在进行巫术活动时所戴的一种面具，半坡人面鱼纹饰是戴着鱼形帽子的巫师形象，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半坡人对鱼施加巫术影响所用的面具。原始人在渔猎活动中，通过巫师进行的巫术活动，可以使鱼自动地投入网中，细观人面鱼纹饰，表面的前额涂黑，还留出一块弯曲的空白，似乎还符合“阴胆脸”的形状，切合巫师的身份。
而考古发现似乎也在证明着这一观点：大多数绘有鱼纹的器物和陶片都出自于半坡氏族的祭祀区，仅见的几个完整恢复的陶盆皆发掘于“大脏土坑”，亦为祭祀重地。可见，被绘制人面鱼纹的陶器不是一般生活用具，而应该是有特殊用途的。因此，可以推测鱼纹有一定的宗教祭祀作用。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此图象征着生殖崇拜，该说认为是半坡人将鱼作为女阴的象征，实行生殖崇拜，以祈求人口的繁盛。这种论述，主要是以弗洛伊德的“原欲”理论为主要支撑，而非文献或实物。但是，弗氏“原欲”理论自身缺乏有效的实证性。而将一切都归因于“原欲”，贝壳、鱼纹皆成为生殖器的象征，也确实难以令人信服。同时，这种观点对鱼纹之间的差异性，尤其是在形式和色彩方面，无法进行合理的解释和深入的研究。
有人还提出了此图象征着天文历法的观点，这一观点将人面鱼纹盆的所有纹饰从天文历法角度进行了释读。学者们认为人面鱼纹盆上的网纹既与田猎、渔猎用的网有关，也象征星宿与雨季的关系。半坡文化时期，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详细的天文历法，但是原始农业生产生活又必然直接受到春暖秋凉的季节规律的制约，所以，自然界气候的周期变化是原始人类最先认识的自然规律。而在天文历法之前，原始社会人们长期以动植物的变化作为参照以掌握季节的变化，这就是物候历法。所谓“物候”，是指生物的周期性现象与季节气候的关系，也指自然界非生物变化（如初霜、解冻等）与季节气候的关系。鱼被作为观察物候的对象，既有古文献的证据，也有现代民族学的证据，是具有普遍性的。《诗经·豳风·七月》和《礼记·月令》等先秦文献，都有依据鱼鸟花木以记时节月令的记述。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半坡人面鱼纹彩陶图案的来由可以解释为人们用平常所观察的物候对象作为彩陶纹饰。
当然除以上几种说法外，还有几种非主流说法，如权利象征说、摸鱼图说，以及磐儿出生图，等等，总之对于人面鱼纹饰包含的精神指向，到目前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公认的答案，因而，人面鱼纹饰的真实涵义也就成为了学术界的一大未解之谜。但是，无论半坡人试图用它表达什么，人面鱼纹图案所蕴含的创造性和艺术性都是令人惊叹的。即使它只是原始人类为了美的感受而留在陶盆上的装饰，也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感受到了震撼。
三星堆文明埋葬了多少传奇？
三星堆文明埋葬了多少传奇？
1929年春季，位于广汉三星堆月亮湾的川西平原上，农民燕道诚祖孙三人在劳作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神秘土坑，坑内堆满了许许多多色彩斑斓的玉石器。里面有璧、璋、琮、圭、圈、钏、珠、斧、刀及玉石器半成品共400余件。1934年3月初，华西大学博物馆科学发掘队前来发掘遗址，由于时局动乱，发掘工作只进行了10天便告结束，共获得各种玉、石、陶器600多件。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再次发掘，前后共出土了1000多件美妙绝伦的珍贵文物！
这横空出世的千余件大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艺、陶器和金器等，造型奇特惊人、内涵神秘莫测、工艺精妙绝伦，掀起了考古界、学术界新一轮对古蜀国历史文明的探索。而在这些出土文物中，有举世瞩目的四件重要文物——青铜神树、金杖、纵目青铜面具和青铜大立人。它们带来了一系列至今尚未彻底破解的谜：青铜神树神鸟因何弓枝折翅？金杖是如西方权杖那样象征着权威还是用于神巫法术的“魔杖”？巨大的青铜面具为何人所戴？青铜大立人像双手各自握成环状是何用意？……
像这样的关于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未解之谜数不胜数，其中，最广为世人关注的是，三星堆古蜀国文明何以产生、持续多久，为什么在达到其最高峰时突然从成都平原消亡？
三星堆出土的数量庞大的青铜面具、人像和动物，无论从造型还是从铸造技术上看，都不能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同时，这些青铜面具和人像均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表情也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不像蜀人倒像“老外”。所以，很多外国媒体猜测三星堆的古蜀人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也可能是“外星人的杰作和遗迹”；也有学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主要是祭祀用品而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断定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又根据那些青铜人像诡异的造型及金杖上神秘的符号和图案，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而推测三星堆文明是古西亚或古埃及，甚至玛雅文明杂交的成果；还有学者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推断，三星堆可能曾经是世界朝圣中心。此外，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象牙等文物，揭示了古蜀文化与古南亚文明的许多共有特征，据此，有学者断定，三星堆独特的文明是古蜀国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古印度、古南越等进行海外贸易及文化融合的结果……当然，这些只是限于猜测，并没有确实的证据。
那么神秘的三星堆古蜀国是怎样消失的？为何如此之多的礼器被深埋地下几千年呢？
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
有人说是因为水患，部分专家认为包括三星堆遗址在内的成都平原古城群均兴建于距今三四千年前。当时的气候处于全球性突变气候期，以持续性干燥，伴以突发性洪水为主要特征。成都平原古城群处在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两大地貌单元结合部，多条河流出山生成多个冲积扇平原，平原上的河流具有易徙的天然性质。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域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使得这一说法似乎证据不足。
还有人说是因为战争，在距今320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生机盎然的三星堆文化发生突变，具有典型的三星堆文化风格的陶器在此时开始消失，代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尖底陶器和圜底釜。而尖底杯等曾在商代早、中期大量流行于鄂西地区，是早期巴人所使用的典型陶器。三星堆文化最强盛时，古蜀国人的生活中心在成都平原，川东长江沿岸和鄂西地区的势力很弱。此时的鄂西，一支以使用尖底杯和圜底釜为代表的文化发展壮大，这就是早期的巴人。渐渐地，巴人将三星堆的势力挤出了鄂西地区。在三星堆文化末期，不知何故，巴人突然放弃了鄂西这块生活已久的故土，沿长江举族西迁，用武力占据了成都平原，古蜀国人被驱逐，三星堆古蜀国文明从此消亡。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有人依此认为正是地震使得三星堆文明消亡，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来看，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痕迹，充分说明此地以前曾经发生过火灾。是不是古蜀国曾发生了强烈的地震，地震将古蜀国一举摧毁，而地震后引发的火灾将这些文物烧成现在的样子呢？而且在几千年前，古人生活在木结构的房屋中，地震后诱发火灾十分容易。李白的《蜀道难》中有一句“地崩山摧壮士死”的情形与地震类似，可以作为佐证。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这又使人们困惑不已。
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确无与伦比，发达程度超出人们想象。它在留给我们精美文物的同时，也将疑问留给了莫衷一是的考古界，留给了每一个对其产生好奇的人们。
商纣王真是暴虐无比的昏君吗？
商纣王真是暴虐无比的昏君吗？
商朝（约前16世纪～前10世纪），因最后首都固定于殷，又称殷商，是中国历史上继夏朝之后的一个王朝，也是信史时代的开端。原夏朝之诸侯国商部落首领商汤率诸侯国于鸣条之战灭夏后建立商朝。经历17代31王后，末代君王商纣王于牧野之战被周武王击败而亡。现今一说到商朝，人们似乎便会想起残暴的商纣王令人发指的暴行，商纣王到底有多残暴？他的种种残暴行为都是真的吗？
现代人总结商纣王的奢靡和暴虐主要是沉溺酒色，为投妲己所好，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靡靡之乐”，把从百姓那搜刮而来的钱财，修建鹿台，置满奇珍宝物。还“积糟为邱，流酒为池，悬肉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间”，与宫女们在其间不分昼夜地玩乐。而且残忍地施行炮烙之刑，把人烙得皮焦肉糊而死。为了看人肚里的胎儿是怎么样的，还让人剖开孕妇的肚子，使母子俩丧命。小说《封神演义》更是将商纣王推上了残暴荒淫的巅峰。
翻看历史，我们发现在春秋时期，纣的罪状还只有“比干谏而死”而已。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出现了各种版本，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则说他是被剖心而死。而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则记载纣王“重刑辟，有炮格(烙)之法”；“九侯女不薏淫，纣怒，杀之”；“脯鄂侯尸”，“剖比干，现其心”等事情。但这些事情在商周史料《今文尚书》之《商书》、《周书》诸篇中，都是没有的，在商周的史料里，找不到纣滥杀无辜、嗜血成性之类的记载。到了晋朝，在皇甫谧的笔下，纣又多了一条罪状，在妲己的怂恿下解剖了怀孕的妇女，要看看胎儿形状。而妲己也一步一步成为一个蛇蝎美人，祸国殃民，于是“女祸亡国论”也出来了。总之是纣王和妲己随着年代的久远越来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