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吴起为何死在君王尸体之上？
名将吴起为何死在君王尸体之上？
吴起(约前440～前381年)是战国初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卓越的军事家、统帅。卫国左氏(今山东省定陶，一说曹县东北)人，著有《吴子》，《吴子》与《孙子》又合称《孙吴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吴起是继孙武之后，既善于用兵同时又具有高深的军事理论的第一人。历史上，吴起作为军事家与孙武齐名，后世论兵，莫不称“孙吴”。作为政治家、改革家，他与商鞅齐名。吴起一生在鲁、魏、楚三国出将入相，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对后世用兵起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他却又因“诛邻止谤”、“母丧不临”、“杀妻求将”的行径为后世的道德维护者所鄙夷。辉煌与阴影，都集中到这个引发争议的名将身上，那么，一代名将缘何被乱箭射杀于楚悼王的尸体之上？
吴起原本出生于卫国的一个商人家庭，从小立志要走仕途之道。为了实现做官的梦想，他到处交朋结友，到处学习兵法剑术。但是当时的卫国，只重门第，不重学问。他千金散尽，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相反却受尽讥笑与嘲讽。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的他，一怒之下，杀死了一直诽谤他、侮辱他的三十多名乡邻。在逃跑之前，在与母亲告别时，他一口咬下手臂上的一块肌肉，“呸”地一声，喷口吐出，以此发下毒誓：“今生不为卿相，决不再回家乡！”
吴起历经千辛万苦，成功地潜逃到了鲁国。他听说孔子的学生、儒家大师曾参正在开堂讲学，广招门生，兴奋不已。要知道，儒学就是以教育和培养“士”为己任的。“士”者“仕”也，就是做官。这正符合吴起的梦想，吴起想千方设百计，终于如愿以偿地迈进了曾子的学堂。但是，这时吴起的母亲去世了。吴起理所当然地应该回家奔丧。然而在休学与就读之间，他却选择了后者。母亲去世，儿子却不回家奔丧。吴起的所作所为，为以孝著称的曾参所不齿。曾参愤愤地痛斥他：“我没有教过你这样不孝的学生，我也不再需要你这样不孝的学生。”师徒反目，吴起被扫地出门，再次跌入人生低谷。不奔母丧之事，成了后人指责他、嘲讽他的口舌之一。
吴起审时度势，毅然弃儒道改学兵法。三年后，经相国公仪体的推荐，被鲁穆公任为大夫。周威烈王十四年(前412年)，齐国进攻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因此对他有所怀疑。吴起由于渴望当将领成就功名，就毅然杀了自己的妻子，表示不倾向齐国，史称杀妻求将。鲁君终于任命他为将军，率领军队与齐军作战。吴起治军严于己而宽于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因而军士皆能效死从命。吴起率鲁军到达前线，没有立即同齐军开仗，表示愿与齐军谈判，先向对方“示之以弱”，以老弱之卒驻守中军，给对方造成一种“弱”、“怯”的假象，用以麻痹齐军将士，骄其志，懈其备，然后出其不意地以精壮之军突然向齐军发起猛攻。齐军仓促应战，一触即溃，伤亡过半，鲁军大获全胜。
不过作为孔子故乡的鲁人不耻吴起之德行，擢升他的鲁君也为此人心狠手辣而内存惊悸，不久便下了辞退书。
吴起离开鲁国后，听说魏文侯很贤明，想去投奔他。文侯问大臣李悝说：“吴起为人如何？”李悝说：“吴起贪荣名而好色，但是，他用兵司马穰苴也不能超过他。”这样，吴起被正在开始变法求强的魏文侯起用。他在魏二十六年，“曾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其余也打成平局，同时又“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吴起任西河守将时，一再以寡兵击败庞大的秦军，占据了黄河以西七百里之地，使原来强大的秦国一度岌岌可危，魏国变成战国强国。
魏武侯即位后，吴起因不受信任又投奔楚国，被楚悼王任用为相，仅一年便创造了“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的显赫成就。但是，吴起的种种变法措施却招致了楚国众多守旧贵族的嫉恨。楚悼王刚死，前去致祭的吴起便被众多手执弓箭者追逐。尽管他临危仍显智谋，趴在按礼教神圣不可侵犯的故王遗体上，意在以此或者可使作乱者有所顾忌，若作乱者无所顾忌，射我必中王，中王，自然就暴露他们是反叛的罪人。但追杀吴起的楚贵族还是射杀了吴起，箭也射到了悼王的尸身上。这一年是公元前381年。悼王葬后，太子(楚肃王戚)即位，就派令尹(楚国的最高军政官员)杀了全部因射刺吴起而同时射刺中了悼王尸体的人。由于射刺吴起被诛灭宗族的有70多家。
纵观吴起出仕鲁、魏、楚三国的过程，每到一地便能强军兴邦，既会统兵又善治国，确有过人之才。他的著述大多散佚，却仍留下“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谋国强军之道，并对“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有独创性见解。吴起死于乱箭之下固然有行变法之策得罪了既得利益豪强的因素，个人道德缺失亦难辞其咎。吴起虽在史册上留下让后人赞叹的武功，其为争功利不择手段之举却应视为古代兵家遗产中的糟粕。正如著名史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吴起的评论那样：“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
韩非为何被喜欢他的秦王杀死？
韩非为何被喜欢他的秦王杀死？
韩非，战国时韩国人，为韩国公子（即国君宗族）。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韩非口吃，不善言谈，而善于著述。韩非与李斯同是荀卿的学生，他博学多能，才学超人，思维敏捷，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写起文章来气势逼人，堪称当时的大手笔。凡是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几乎没有不佩服他的才学的。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他对左右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但是韩非到秦国之后，并没有如秦王所言那样，反而被投进牢狱，不久就被处死。韩非究竟为什么被欣赏自己的秦王处死？
最流行的说法是韩非死于李斯的谗言。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秦王得到韩非后很高兴，但还是没有重用他，秦国大臣李斯和姚贾出于对韩非才情的嫉妒，就在秦王面前诋毁韩非，那个秦王就像历史上的所有暴君一样，只做正确的事和不正确的事，在韩非问题上，恰恰做了不正确的事：下令将韩非关进监狱。不久，满腹经纶的韩非在狱中服毒自杀，而送给他毒药的正是李斯。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按司马迁的意思，韩非是死于李斯的嫉妒陷害。
但是有人却对这种观点持有怀疑态度，理由是当秦王读到韩非的文章后，认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时，向他推荐韩非的正是他的同门李斯，如果李斯有妒贤嫉能之心，又何必多此一举？另外，韩信被囚禁进而被杀，不是在秦王重用他时，而是在还未信用的情况下发生的，根据当时的情形，韩非并未对李斯构成任何威胁，根本谈不上什么嫉妒他的才学。李斯在秦二世继位之后，甚至被投放监狱的时候，还多次引用“韩非子言”，劝二世实行韩非之术，这足以证明李斯对韩非是一直敬重的，因此暗害之说是站不住脚的。
除此之外，西汉刘向在《战国策》中说：楚、燕、代等国想联合起来对付秦国，秦王与大臣商议，姚贾自愿出使四国，姚贾的出使瓦解了四国的联合行动，回秦后得到重赏。韩非对此颇为不满，就到秦王面前说姚贾的坏话。一开始攻击姚贾用秦国财宝贿赂四国君王，是“以王之权，国之宜，外自交于诸侯”；接着又揭姚贾的老底，说他是“世监门子，梁之大盗，赵之逐臣”，认为重赏这种人是不利于“厉群臣”的。秦王召姚贾质问，姚贾对答如流。说以财宝贿赂四君是为秦的利益考虑，如果是“自交”，他又何必回秦国？对自己的出身他也毫不隐讳，并列举姜太公、管仲、百里奚等名人为例，说明一个人的出身低贱和名声不好并不碍于效忠“明主”。他劝秦王不要听信谗言，于是秦王以为韩非出于一己之利诋毁姚贾，遂下令诛杀了韩非。按照这种说法，韩非似乎又是咎由自取，因为妒忌别人而最终害了自己。
但也有人指出这一观点的缺陷。第一，《战国策》这部书相当庞杂，虽然经过刘向校录，但是仍然错误百出。而司马迁对于史料的鉴别相当认真和慎重，他在《史记》中采用了《战国策》的材料十几处，但是唯独没用《秦策》“四国合一”的内容，可见这一段的真实性值得怀疑。第二，韩非“为人口吃，不能说道”，在韩国时，他只是“数以书谏韩王”，为何到了秦国后能一反常态，在秦王政面前唇枪舌剑起来？所以这种韩非之死咎由自取的观点不可靠。
《史记》之中，另有几篇，也写到过韩非之死，如《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和《韩世家》，但都是蜻蜓点水，片言只语，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的说法，最多只能说明，韩非的确是死于秦人之手。韩非的死因，因此陷于扑朔迷离之中。究竟是无辜受害？还是咎由自取？抑或，还有别的原因？只能等待进一步的考证了。
史学名著《左传》的作者是谁？
史学名著《左传》的作者是谁？
《左传》全名《春秋左氏传》，或称《左氏春秋》，是我国古代记述春秋时期周王与各诸侯国事迹的编年体史书。全书共有18万余字，始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前后长达259年。《左传》不仅记事详备可靠，是研究春秋历史的最重要的典籍；而且文笔精练，描写生动，在文学史上也有极高的价值。然而这样一部史学和文学的名著，它的作者究竟是谁，历来竟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目前主要的说法有三种：
第一种说法是，左丘明所作。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称：“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即《春秋》），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左氏传》三十卷”。班固自注云：“左丘明，鲁太史”。刘歆亦谓：“《春秋左氏》，邱明所修”（《汉书·楚元王传》）。而且《左传》称鲁国为“我”，对鲁国国君单称“公”，记述鲁国的事情非常详尽，并且都站在鲁国立场上叙事评论。所以有人认为作者为鲁国人无疑。再观《左传》的行文，其中叙述孔子之言时多称孔子之字“仲尼”，而孔子学生在《论语》中都是尊称其师为“子”，从未称字，所以“仲尼”之称应为孔子的好友对他的称谓。符合这所有条件的就是孔子的好友左丘明。
至于《左传》中某些预言要到战国时才应验，而且又记载了些战国时的历史，这应该是后人增添，全书之绝大部分还是写成于春秋晚期。而孔颖达引前人语曰：“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第二种说法是《左传》为战国时人吴起所作。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左传》成书在战国初年，而吴起正当其时；《左传》反映的思想，有儒家，也有法家，而吴起“尝学于曾子”（《史记·吴起列传》），“受业于子夏之论”（《史记·儒林列传》），又实行过变法，正有儒家后学而兼备法家思想的特点；《左传》尊季孙氏，而《韩非子》记载：“季孙新弑君，吴起仕焉。”吴起对季孙感恩戴德；《左传》于晋史尊魏氏，而魏文侯正是重用吴起之人。吴起是大军事家，而《左传》正长于描写战争。吴起为“卫左氏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吴起，卫左氏中人也。”韩非子书中还多次谈到“左氏”，说明左氏是卫国有名的都邑，可能《左传》就因编纂者吴起之家乡而得名。所以看起来吴起似为《左传》之作者，但某些预言的应验又是吴起不及看到的。所以某些内容可能为其门人所添加。
还有人认为《左传》是刘歆伪作。此说源自于清代经学家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而强烈认为此书为伪书的，则是康有为。他在其所著的《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中大张其说，断言《左传》是西汉末年的刘歆的伪作，梁启超总结了康有为的观点：“一、西汉经学，并无所谓古文者，凡古文皆刘歆伪作。二、秦焚书，并未厄及六经，汉十四博士所传，皆孔门足本，并无残缺。三、孔子时所用字，即秦汉间篆书，即以‘文’论，亦绝无今古之目。四、刘歆欲弥逢其作伪之迹，故校中秘书时，于一切古书多所羼乱。五、刘歆所以作伪经之故，因欲佐莽篡汉，先谋湮乱孔子之微言大义。”崔适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在《史记探源》中进一步阐述《左传》是刘歆根据《国语》编造而成的伪书这一主张。他说：“刘歆破散《国语》，并自造诞妄之辞，与释经之语，编入《春秋》逐年之下，托之出自中秘书，命曰《春秋古文》，亦曰《春秋左氏传》。”钱玄同也曾多次著文，力证《左传》是刘歆将原本《国语》一书瓜分为二的。此论一出，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辩。
著名史学家钱穆对此就持有反对观点。他认为：第一，刘歆没有作伪的时间。刘向死于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刘歆复领校五经在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刘向死离刘歆领校五经才几个月，刘歆“何得遍伪群经”？“在数月之间，欲伪撰《左氏传》、《毛诗》、《古文尚书》、《逸礼》诸经，固为不可能。”第二，从刘歆个人的精力及同时代人的言论上判断，古代的书籍由繁重的竹简制成，以刘歆一人之力难以伪造出群经。如果说是众人所为，那么与刘歆同时代的学者，有的还与刘歆共同参加整理五经的工作，为什么没有一人泄露其秘密说刘歆伪造诸经？第三，刘歆没有必要伪造群经以助莽篡汉。钱穆考证，刘歆为古文诸经争立博士时，王莽刚刚退职，刘歆没有必要为一个失势的外戚大臣造假献媚。当时流行着阴阳五行学说，阴阳轮换、五行转移、汉运将终的观念早已流行于世间，刘歆不可能凭一己之力逆转风气。再者，他也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王莽篡汉制造“符命”。因此，钱穆认为《左传》作为史书，非常可信的，本书一定是春秋之间了解各国史料者所记。刘歆凭一己之力是没有这个能力伪造此书的。
总之，关于《左传》作者的问题，是历史中的一大悬案，辩论的双方各有自己的理由，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左传》作者是谁，当然还有其他的观点。然而其他诸说，论据不足，难以信服。如果没有发现新的材料，这个问题恐怕就成为悬案了。
荆轲刺秦王的历史与真相如何？
荆轲刺秦王的历史与真相如何？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轲本是卫国人，其先人乃是齐国人，后来秦灭卫国，他逃亡到了燕国。在燕国，荆轲不被当政者重用，整日在市井放歌纵酒，酒醉之后往往与好友高渐离等相对而泣，旁若无人。荆轲“好读书击剑”，“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沈（同“沉”）深好书”。后来燕太子丹找人行刺嬴政，首先找到田光，田光因年老力衰，故而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