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带进祭祀坑，更不会如此认真 细致地执行杀祭全过程。
二是商纣王授意的杀戮和祭祀。《史记》等史书记载，纣王曾经 处死九侯、鄂侯、比干等商人贵族。按照商人的世界观，商王杀人和 向神献祭几乎是一回事，特别是处死显贵成员，更是向诸神奉献高级 祭品的难得的机会。
由此观之，后冈祭祀坑中的戍嗣子一家人可能也是被纣王杀戮献 祭的。杀祭地点在戍嗣子的家宅或附近，操办和参加祭礼的是商朝贵 族，给了死者一点宽待，但仍按照惯例烹食了很多被献祭的人，尤其 是婴儿和幼儿。
对家族中不同地位的成员，杀戮手段也不一样。最下面一层，拥 有的货贝和玉器最少，应该地位较低,有较多儿童和婴儿，主要被分尸、 肢解甚至烹食。到中层，多数被砍头，但还能保留相对的全尸。最上 面一层，有些（守着铜鼎、铜肆的成员）甚至没有被砍头或以手掩面, 应当是受到特殊礼遇的贵族。戍嗣子本人应该就在这层，比如那位以 手掩面的四十岁男子（3号）。看来，越是身份高贵的成员，越是被 留到后面处死。
郭沫若认为最重要的死者是戍嗣子及其“或因罪而死”的结论, 应该是成立的。戍嗣子本是一名级别不太高的贵族，因为某些机缘巧 合被纣王接见，甚至可能一度受到信任，却又因某些原因触怒纣王, 结果整个家族被献祭一一用来纪念受王接见的铜鼎被带入祭祀坑，也 算完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轮回。
在《史记》等史书中，商纣王残暴，喜杀戮，曾诛杀多名贵族大 臣。后冈H10祭祀坑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的记载，而且还有很强的宗 教色彩——按照商人传统的宗教理念，献祭人牲的身份越高，就越能 取悦先王诸神。历代商王都谋求捕猎异族酋长“方伯”献祭，纣王则 把商人贵族也列入了献祭名单。
纣王以暴君形象载入史册，但史书从未记录过其类似H10祭祀 坑的残忍行径，哪怕是演义小说《封神榜》也无法想象这种情节。这 也说明，周朝以后的人已经忘记了商朝的人祭风俗，倘若没有考古发 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触及上古时代的这种残酷。
打捞失落的文明
人祭的理念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人祭宗教属于渺茫的、 缺乏文献的远古时代，甚至大部分属于史前时代，后人早已对那个时 代失忆，史书更没有保存下什么记录。
但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约 6000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某些人群已经有疑似的、零星的人祭 行为，后来则逐渐常见。它应该是早期人群的集体宗教行为，而且和 部落间的战争密切相关。
4000余年前，若干地区的新石器人群开始汇聚成早期国家，山 西陶寺和清凉寺以及陕西石窕等聚落遗址的人祭（人殉）规模逐渐变 大，一直延续到夏朝-二里头古国。商朝建立后，人祭行为出现爆发 式增长，到殷墟阶段（约公元前1300—前1046）登峰造极，不仅留 下大量堆满尸骨的人祭坑，还有数千条甲骨卜辞记录。
比如，《合集》32093 :“卯三羌二牛。卯五羌三牛“卯”是把 人或牲畜对半剖开、悬挂的祭祀方式；“羌”是当时的晋陕土著人群,
《合集》32093拓片13
商王祭祀最常使用羌人。“羌”的甲骨文造型是头顶羊角的人，有时 还写成脖子被捆绑甚至拴在木桩上，表示他们已经被俘获。
人祭在商人生活中占多大比重？从参与范围来说，已发现的多数 人祭遗址属于王室，说明它是商朝一种重要的国家宗教祀典。商代人 祭又具有全民性，各级贵族以及有经济承受能力的民众也举行人祭， 比如，从事制陶和冶铜的工匠群体尤其热衷。从殷都各聚落到遥远的 殖民据点，各地的商人部族留下了众多人祭遗存。
还可以尝试对其量化，估算一下被献祭人牲占殷墟总人口的比例。 截至目前，殷墟王陵区发现2000余座历代商王奉献的祭祀坑，已经 发掘约1400座。14 20世纪的发掘工作大都比较粗线条，人骨统计 不太完整，根据2013年对旧坑的抽样核对，每座坑内有十名人 牲。保守起见，即使按平均每座坑埋有五人计，人牲数量也会超 过一万名。16而这还只是王陵区批量祭祀坑中的人牲，王陵中的殉葬 人、王宫区的各种人牲以及殷都各商人聚落的人牲和殉葬人等，因材 料分散暂不列入统计。
先看这一万余名人牲在殷都总人口中的比例。祭祀坑的使用时间 跨度约两百年，在这段时间，殷都累计总人口约一百万。”这样比较， 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100： 1。但需要注意，考古已发现的人祭坑 并不等于真实存在过的数量，被后世破坏以及尚未发现的规模无法估 量。所以，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用它和殷墟已发现的正常死者（墓葬） 数量作对比。
在殷墟范围内，已发现的正常墓葬约6500座，"代表正常死亡 的6500人，那么，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65 ： 100,也就是说，在 65名自由人背后，有100名被杀祭的人牲。当然，100 ： 1和65 ： 100 代表的是两个极端，真实数值应当在这两者之间。毕竟，那是个后世 人难以想象和复原的时代，但即便这样粗略的估测也已经让人心悸。
我们再把视野放宽一点，看看人祭在其他古代人群中的迹象。
很多古人类都有留下用人献祭的疑似迹象，但大都很零散，难以 完全确定，2。只在一些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会留下比较清晰的现场。 比如，希腊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克里特岛发掘出约3600年前的一座石 砌神殿，里面保留了正在进行人祭的一幕：低矮的祭坛上侧卧着一具 人骨,是名十八九岁的男性，身高1.68米，呈被捆绑的侧身、屈膝姿势, 一把青铜尖刀长约半米，刀尖向上刺入死者胸部。尸骨鉴定显示，死 者的喉咙已被割开，旁边放着的是一个接血的陶罐。殿内还有三具人 骨，其中一名男子三十七八岁，身高L83米，手腕戴精致的石雕印章, 还有一枚铁镶银戒指，估计是主持这场仪式的祭司。可能是因一场突 如其来的大地震，神殿被毁，祭司和人牲被掩埋在了碎石之中。
另外，克里特岛的一座米诺斯文明晚期建筑出土有300多块人骨, 属于一名八岁和一名十一岁的儿童：27块骨头上有着清晰且很深的 刀痕;一起出土的还有带刀痕的羊骨，多件陶器，有些陶杯上绘着神像, 其中一只陶罐里有贝壳、指骨和带刀痕的椎骨。发掘者推测，这是烹 饪献祭后吃剩的骨头。21
除了考古，有些文献中也有古代人祭的遗踪。比如《圣经?旧约》 中就有用长子献祭的记载，虽然这种行为在《旧约》时代已经基本消亡， 但它反映了中东地区的古老风习。
唐代的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期间，曾被乘船的土著俘获，土著每 年秋天要捕捉一人杀祭“突伽天神”，而玄奘是这次最合适的人选； 不过，玄奘靠他的诵经和传法能力逃脱了这次劫难。他口述的这段遭 遇颇为生动，可能是后世妖魔想吃“唐僧肉”故事的母题：
于林中两岸各有十余船贼，鼓棹迎流，一时而出。船中惊扰， 投河者数人，贼遂拥船向岸，令诸人解脱衣服，搜求珍宝。然彼 群贼素事突伽天神，每于秋中觅一人质状端美，杀取肉血用以祠 之，以祈嘉福。见法师仪容伟丽，体骨当之，相顾而喜曰：“我 等祭神时欲将过，不能得人，今此沙门形貌淑美，杀用祠之，岂 非吉也！”……于是贼帅遣人取水，于华林中治地设坛,和泥涂扫， 令两人拔刀牵法师上坛，欲即挥刃。（《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
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时，阿兹特克的人祭宗教正处在繁荣阶段。阿 兹特克人主要是捕捉敌人敬献给神，献祭者也常分食人牲的肉，有些 西班牙军人被俘之后的下场就是如此——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给后世 留下了诸多第一手记录。22
殷商的人祭则有甲骨卜辞的记录和考古发掘的祭祀遗迹，这可以 帮助学者识别更早的人祭现象，比如，从新石器到夏和早商阶段，人 祭遗存星星点点，规模都不太大，倘若没有殷商阶段的参照，很多会 被当成特殊形式的墓葬。
同理，借助阿兹特克的人祭记录，可以识别中美洲更古老的玛雅 文明中的人祭现象，虽然规模要比阿兹特克小得多。曾有人怀疑玛雅、 阿兹特克文化和殷商同源，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它们的人祭形式 大不一样。阿兹特克人祭的仪式感和表演性很强，有高大的石砌金字 塔神庙，献祭仪式在金字塔顶端进行，尸体从台阶上扔下，由观众争 夺分食。此外，玛雅和阿兹特克还留下了一些关于人祭的雕塑、浮雕 和绘画。相比之下，从新石器到殷商，中国境内从未发现用于人祭的 景观建筑。殷商人祭只有甲骨卜辞记载，从未有雕像、铸造、绘画等 艺术表现。殷商和阿兹特克、玛雅共有的文化基因并不多。
古罗马的角斗士产业存在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它也有 一点人祭宗教的渊源，但已经发展成世俗的大众娱乐产业，集表演、 展示和景观建筑于一身，是人类文明旁逸斜出的一种现象。
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实用和低成本，不重视公共参与性。商 王向鬼神献祭的宗教活动也是如此。当然，商人各聚落都有自己的人 祭活动，可以满足民众的参与需求，但这些基层人祭场也没有发现用 于人祭的景观建筑。
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刑罚示众活动也有这种区别。欧洲的十字架 和绞刑架富有展示和仪式性，受刑者位于高处，便于被围观；古代中 国有公开斩首示众的司法传统，但没有用于展示的相关建筑设施。
以上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 人后来皈依了基督教，传统的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 所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 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 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 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人祭场之外
周灭商和西周王朝建立之后，人祭现象迅速退场，并从人们的记 忆和文字记录中彻底消失。本书在搜索上古文献的人祭线索时发现, 几乎唯一正面记载过商代人祭现场的，是周文王创作的《易经》，也 就是所谓六十四卦的卦爻辞。
文王周昌曾经在殷都生活，亲历过商王和商人民间的各种人祭 仪式——这些都被他写进了《易经》，不仅有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种 种惨状，甚至有祭司穿着红色祭服的细节。不过，由于某些特殊的 考虑，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 解读出一部分。
当然，在《易经》中，文王最关心的课题是如何灭商。但这是 极度危险的，绝对不能言明。《易经》的《坤》卦六三爻曰：“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据文史大家高亨先生考证，“含章” 就是“翦商”二字，所以“含章可贞”的意思是：“翦商之事，可以 通过占卜（贞）来预测。心3故而，《易经》的内容多是文王的翦商谋略， 也正因此，这部分内容最为隐晦。
从龙山时代、夏代（洛阳二里头古城）到商代，是华夏文明的最 初阶段，可以称之为“华夏旧文明”。在周族崛起并灭商后，周公旦 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进而 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最早对殷商这段尘封的往事进行追索考证的并非现代人，而是 殷商后裔、儒家“六经”的编辑者孔子。孔子离纣王和周公的时代仅 五百年，他编辑的“六经”保存了一些真相,但也有意地掩盖了另一些。 本书认为，这是孔子在探究到真实历史之后做出的决定，他要继续周 公的事业，重塑华夏文明。
根据本书正文所述，人祭行为在华夏文明的起源阶段非常活跃, 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当先民从部落时代走向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 战争和人祭是不是“必要的恶”？没有它们，是否人类就无法进入文 明时代？
在研究殷商的人祭甲骨卜辞时，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谢拉赫 (Gideon Shelach)曾经试图总结人祭繁荣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当早 期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化，开始形成王权和统治阶层，但统 治体系尚未完全成形和稳固时，统治者需要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 持其权力，这就是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产生的基础。这个阶段， 吉迪称之为“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
当然，殷商时代已经超越了 “早期国家”，王权相当稳固，人祭 数量也极高，所以吉迪补充说，一旦人祭体制化，统治者将不得不长 期维持战争行动，以保证人牲的来源，这也是殷商一直努力捕捉羌人 献祭的原因。24吉迪的论文并不涉及“早期国家”阶段，所以他的结 论有些简单化，本书将在“人祭繁荣与宗教改革运动” 一章对此进行 分析。
人祭只是本书的部分内容，华夏文明初创期有很多重大现象需要 关注，比如，兴起于河南洛阳的二里头-夏王朝，其农业基础并不是 华北传统的旱作粟米，而是源自长江流域的水稻，显然，南方灌溉农 业对中原文明有重要意义。换句话说，南方的水田灌溉农业虽然没能 在本地生发出文明，却引发了华北的文明进程。
四千年前，华北地区的小型古国此起彼伏，但只有二里头成长为 早期王朝。二里头一夏的政治疆域虽不大，也不以扩张见长，却偏偏 是它初步解决了在国家内部实现稳定统治的难题，而这很可能源于青 铜技术提供的支撑。
商与夏则完全不同。从建立初期，商就进入疯狂扩张模式，促发 了很多超出我们认知的现象，比如，早商时代就出现了巨型仓储设施， 其规模到殷墟、西周乃至春秋都无法超越。可以说，其超前“现代化” 的程度足以比肩秦汉。
再比如，商人并非一直沉溺于人祭，商王室内部曾经有过不杀生 的宗教改革，但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内战，致使商朝中期一度陷于解体, 尔后又再度复兴。这其中，从异文化引进的马车技术成为广域王朝的 统治基础。商人崇尚暴力和威权，这种文化性格在甲骨文字中有诸多 反映，只不过在现代汉字中多数已被遗忘。
目前，借助考古认识上古社会的工作只是刚刚起步，还难以给那 个茫昧幽远的时代归纳出简洁的“规律”。不仅如此，商纣王、文王周昌、 武王周发、周公，甚至孔子，这些史书中的名人以及那些我们曾以为 熟悉的先祖往事，有些也在考古发掘中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难以 理解。
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 深埋地下的镜子，倒映出我们陌生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