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出现之前的村落或部落生活中，也会有人因贫富差距而成 为贱民，有些甚至可能会被村落或部落集体排斥而死于非命；但到早 期国家出现之后，特别是二里头这种青铜王朝，都城的贫富悬殊则已 经非常剧烈，一面是各种宏大建筑和兴旺发达的手工产业，一面是大 量赤贫者抛尸街头，各种残酷现象也最为集中。
铸铜场内的人骨
在夏朝一二里头之前，各地发现的铜器都是零星小件器物，数量 极少，人为铸造的青铜合金更是稀少。
在夏朝存续的五百年间（这是宽泛的标准，包括新著的一百年， 以及夏商更迭的半个世纪），铸铜技术持续而稳定地发展了起来，从 单纯的红铜，到铜、锡、铅三元合金的青铜，从小件器物到较大的青 铜礼器（容器）、兵器，夏朝开创了中国的青铜时代。
新著遗址曾发掘出两块红铜小残片，一块属于铜小刀，另一块可 能属于某种容器。21二里头人则继续发展了冶铸铜技术：在一期，发 掘出一块铜炼渣和两件残损的铜小刀，经鉴定，其中的一件小刀几乎 是纯铜，另一件则属于锡青铜，其中含铜83.29%,含锡16.28%,含 铅 0.43%。22
二里头人掌握的青铜技术是一个里程碑：添加了锡和铅的青铜， 熔点更低，熔液流动性更好，更容易冶铸，而且硬度也更高。这两 件残小刀都是抛弃在地层中的垃圾，二里头一期墓葬没有发现任何 铜制随葬品，但有绿松石制作的小珠子饰物，应当是开采铜矿的副 产品。
二里头都邑初具规模后，南侧有了专门的青铜冶铸区，和宫城隔 着南大路相望。在二里头二期，宫城墙尚未建设时，冶铸作坊区已经 建起1.5米厚的夯土围墙，看来这里的防御工作更重要。
冶铸区面积约两万平方米，比一座标准操场还大。有不止一处作 坊，出土有和冶铸有关的各种物品，如陶范、石范、陶址堤的碎块, 以及散碎铜块、矿石、炼渣、锡片、木炭。
1983—1984年发掘的一处较完整的铸铜作坊，有一座半地穴式 的长方形大房子，编号84YLIVF9,室内地穴深80厘米，东西长度 超过20米，地面上有红烧土区域，有铜溶液泼洒形成的绿铜锈面。 发掘者推测，这是一座浇铸工场，红烧土面是因工匠烧制陶范形 成的。
房子的南侧还有三处可能是露天浇铸的痕迹，分别编号Zl、Z2 和Z3。在它们和F9之间，有两间夯土小房子F2,室内地面上有火 塘以及支撑烘焙的泥土柱，应当是熔铜或者烧制陶范的工房。
这处作坊在二期经历过两次翻新重建，在三期又重建过一次，所 以形成了重叠的工作面地层，每一层都有铸造遗迹和遗留物。
在作坊F9下面，考古工作者发掘出13具尸骨：初次建造时，北 墙下埋了五名儿童，室内地面埋了一名成年人；第一次翻修时，工作 地面埋入三名成年人；第二、三次翻修时，则各埋入两人。24
这些人是正常死者吗？在二期，二里头的显贵人物会被埋在宫殿 庭院里，但铸铜作坊的特点则是，每次埋人都发生在新建和翻修的时 候。所以，这些人应该不是正常死亡，否则很难解释时间为何这么巧。
可惜，这处作坊并未留下太多发掘记录和照片资料，比如，死者 尸骨的姿势、有无伤痕和随葬品等。但从常识推测,铸铜作坊烟熏嘈杂， 熔铜汁不断滴落到地面上，显然不是埋葬正常死者的地方，祭祀人牲 的可能性较大。
铸铜作坊旁边有一座祭祀坑，编号84YLIVH99 （以下简称 “H99”），原是废弃的水井：底层埋了一具被肢解的人的尸骨，被碎 尸成很多块，散落在坑中有八层之多，还伴有兽类（可能是猪）的骨 肉碎块。献祭者很可能先是将其和猪一起烹饪，分食，然后将零碎的 骨头投进坑中的；在坑的最上层，是一具全尸，双腿蜷曲侧卧，两手 合掌放在腹前，像是腿和手被捆绑着活埋的。
在作坊附近，还发现了一些相对正常的墓葬，随葬有陶器以及铜 爵等少量铜器，应当是冶铸作坊经营者的墓区。25
到了三期和四期，铸铜作坊更加繁荣。此外，临近宫南路又出现 了一座绿松石加工作坊。在二里头，铜器、铸铜产业经常和绿松石饰 物相伴，说明人们对铜矿极为重视，开采铜矿的副产品，自然也要物 尽其用。
除了青铜冶铸技术，二里头人还创作了一套有礼仪色彩的酒器， 如三足的爵、大口束腰的触、三袋足的鼻和益等。这套酒器被商、周 继承，是中国青铜时代的代表器物。
不过，在青铜技术还没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些酒器都是陶制的。 新碧-二里头人普遍嗜酒，喜欢制造专门储酒、温酒、斟酒的器皿， 哪怕是寒酸的小墓，也常有陶制酒器。看来，他们粮食充足，普通人 也有余粮来酿酒。
新著阶段已经有了陶盂和陶瓢。到二里头一期，则出现了最早的 陶爵，高约20厘米，三条短足，一只宽带状的耳（扳手），口部向两 端外翘，形成“流”和“尾”，腹部和耳上有带状纹饰。
爵的造型繁复，且颇为沉重，用它的“流”对着嘴饮用并不舒适。 后世人已经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使用，有人猜测它是调酒的器具。
还有上大下小、呈喇叭口状的陶辄，它的具体用途也很难判断。 也许张大的口部有“醒酒”作用。无论如何，这些复杂、成套的酒具 代表着隆重的仪式感，说明酒不仅是饮料，还是社交礼仪活动的重要 内容。
到二里头后期，青铜铸造技术突飞猛进，随葬品中出现了多件铸 铜的爵、孟、肇、鼎，主要是用作酒器，造型模仿陶器，用于彰显主 人尊贵的身份，可以称为“铜礼器”。
比起之前的小刀、铜铃之类的小件，铜礼器体型变大（一般高
新磬出土的陶蚕和陶觎：陶孟有三只袋足，适合烧煮加热，但细小的“壶嘴”显然 不适合煮粥，如果只为烧开水，它的复杂造型又有点多余，所以有学者推测它是用 来温酒的，酒才当得起如此重视
二里头一期出土的爵（左）和觎，出自M54 ：在流行上千年之后，酒爵逐渐退场， 但它被引申出了 “爵位”之意，代表世袭的高贵身份
二里头遗址已发现的青铜器约有200件，包括容器、兵器、乐器、礼仪性饰品和工具等。 其中青铜容器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除一件鼎外，主要为 仿造陶器制作而成的酒器。二里头文化开始的青铜容器的铸造，需要由多块内、外 范拼合铸出整器，显示出原创性与独特性。这种合范铸造技术的出现在中国金属冶 铸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启了中国青铜时代的先河26
20厘米以上），造型复杂，需要多块陶范拼接铸造。基本都没有纹饰， 器壁很薄，厚度只有1—2毫米，可见当时铜料很珍贵，即使统治者 也承担不起厚重的铜器。
在三四期阶段，还出现了全新的铜兵器，如铜钺和铜戈。铜钺的 造型可能是从玉石钺来的，但铜戈比较特殊，此前很少有类似戈的石 器，属于古代中国比较独特的兵器。
中国的铜蕴藏量不太丰富，铜器成本较高，是上层社会的奢侈品， 对二里头普通民众来说，使用最多的还是石器和骨器。石器可能是在 洛河中采集砾石敲打制造的。到后来的商朝、西周以至春秋，最基本 的农具还是石器。石制农具和工具被完全取代，要到冶铁技术已经普 及的战国。
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都是常用的词，但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对等。 青铜器从未完全淘汰石器，它更多体现的是上层人生活的改变，就像 古人发明文字后，社会上的多数人仍是文盲。社会的发展水平往往是 被占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代表的。但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低估青铜， 正是它铸造了华夏的最初文明和第一王朝。
青铜催生文明
“文明”是人类学和上古史学者经常讨论的课题。石器时代的各 种人群现象被称为“文化”，但它并没有严格的定义，只要是人制造 的物品和遗迹都是“文化”，旧石器时代也是文化。中国的新石器文 化主要以陶器工艺和造型分类，因为陶器制造量大，在遗址中最常见 （多是碎裂的陶片，但有些可以拼合），造型特征也最明显。不同地域 的人群使用的陶器不同，由此很容易区分出不同的文化；即便同一个 人群，在不同的时期，陶器特征也会进化，由此还可以细分出时段。 所以中国的考古学者最重视陶器形制研究。此外，不同文化中的玉器、 石器、建筑和墓葬也会各有特点。
比起文化，文明则要高端得多。它标志着人类告别原始状态，和 动物界的距离也更远了，进入可以加速发展、与现代社会一脉相承的 轨道之中。当然,进入文明时代后，以陶器为基础的文化分类仍然存在， 因为它最能反映普通人的生活。
学术界以往对“文明”的界定比较严格，其中有三个关键要素： 城市、冶金技术和文字。按这种标准，商代晚期的殷商阶段属于文明， 因为有可以释读的甲骨文；后来也发现过早商阶段的甲骨文材料，但 极为稀少。总体来说，商代符合严格的文明标准，争议不大。
但商代之前的夏-二里头，缺少文字要素；再早的新石器末期古 国，如石御、陶寺和良渚等，有万人聚居的大型聚落及明显的阶级分 层和宏大建筑，却没有或极少有铜器。这些都不符合严格的文明标准。
近些年，有学者提出了更宽泛的标准，认为只要有大型城邑，或 者叫“复杂社会”，就可以称之为“文明”。它的原理是，大量人群 聚集在一起生活，会形成相对复杂的职业分工和社会分层，这种组织 协作能力是人群继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按照这种标准，距今5000— 4900年前的良渚古国也可以称为“良渚文明”。27
宽泛或者严格的标准各有意义，不必相互否定。但需要注意的是， 符合宽泛“文明”标准的多数古国（4000年之前的）大都在短期繁 荣后凋零了，它们建设“复杂社会”的经验显然不够完善，缺乏长期 发展的能力，而且各古国建成“复杂社会”也都是自发的，相互间少 有传承。当然，古国文明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有些文化元素辗转在 古国之间传递了下来，比如良渚古国的几种典型玉器就传承到了石昴、 陶寺以至商代：石郎的浮雕游龙变身为二里头的绿松石龙图腾；冶炼 红铜和铸造小件铜器的技术也辗转传递到了新著-二里头。
草蛇灰线，潜流伏脉，这是4000年前古国文明的“传承特点”, 很不明晰。相比之下，夏-二里头与后面的商、周王朝一脉相承，没 有断档。商人征服二里头-夏，接受整个夏朝遗产的过程，在考古成 果里表现得很清晰。
在二里头之前，大型城邑（古国）已经有过若干座，狭义文明标 准的第一项要素已经有了，但不够稳定。二里头的创新是第二项，也 就是青铜冶铸技术，有了它，大型城邑（古国）才能维持和发展下去， 让第一项要素真正确立，并继续发展出第三项——文字。
青铜产业需要更庞大的共同体人口基础和更复杂的分工协作体 系。从采矿、运输、冶炼，到配比合金、制范铸造，需要一系列专门 技术以及众多人员和组织的协作，而这是复杂社会才能供养、维系和 发展的。
中国的铜矿蕴藏较少，青铜器物很难真正普及千家万户，而青铜 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的最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它数量少，价值高：青铜 礼器显示阶级差别秩序，而青铜兵器戈、钺和镁对木石兵器有压倒性 优势，王权借此获得武力保障。这是“文明”或者“复杂社会”维持 稳定、避免解体的基础。28
对比之下，石器时代的古国王权，并没有凌驾于民众阶层之上的 武装优势，统治者可以用玉礼器表现自己的高贵奢华，但玉兵器的战 斗力并不能超越石兵器。当良渚、陶寺和石郎这些石器古国走向繁荣 时，急剧加深的贫富差距会导致底层民众揭竿而起，统治阶层和初具 规模的复杂社会也就毁于一旦。
二里头以往的一千多年里，从长江中游、江浙到华北，众多古国 兴起又解体。到三期时，二里头也进入了古国盛极而衰的节点：统 治者豪奢营建，底层人群极度贫困，劳役无休，对立情绪终将引爆。 恰在此时，成熟的青铜技术让二里头得以续命，社会上层继续维持 其统治。
三期之初建设的宫城城墙，保卫的只是居住在宫殿区的上层人群, 而非整个二里头古城。显然，这是二里头内部阶级矛盾的产物。二期 显贵墓葬中没有兵器，显示阶级矛盾还不激烈；三期墓葬却多次发现 铜戈和铜钺，说明上层社会武装程度明显提高，及时发展了镇压底层 社会的能力。
显贵的武装优势也是各种宏大工程的保证。三期聚落面积并没有 比二期明显扩大，表明人口没有明显增长，但宫墙却在此期完工，多 座殿堂也升级换代，青铜冶铸区显著扩大。显然，这是对民众控制力 强化的结果，换句话说，统治者索取的贡赋和劳役更多了。在这些物 质基础上，二里头才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夏王朝。
石器时代古国繁荣难以超过二百年的周期律，就这样被二里头的 青铜兵器破解了。
有限人祭与二元制社会
在龙山时代的华北，人祭和人奠基现象比较普遍。这种风俗也延 续到了二里头，不过从已有的考古发掘来看，二里头的人祭行为并不 算太泛滥：
一，各期的墓葬没有发现殉葬人，也没有事后祭祀和埋入人牲的 现象。和墓地有关的遗迹，只有94H3灰沟有人祭遗存。
二，宫殿区建筑没有发现人奠基，只在D1庭院内发现了五具献 祭尸骨。
三，铸铜作坊F9有用于奠基和献祭的十多具尸骨，旁边的祭 祀坑H99也有两具。从时间上，铸铜作坊的人祭行为出现得更早 （二期），宫殿的人祭行为属于步其后尘。
二里头-夏朝的规模超过以往任何古国，且稳定地存续了近四百 年,而在其中心都邑只发现上述人祭现象，可以说数量是很少的。此外， 二里头遗址整体保存情况比较好，在夏朝覆亡之后，这里一直没出现 过城市，也没有大的河流改道和人为盗掘，遗址很少遭到后期破坏。
考虑到上述因素，可以说，二里头一夏朝的民间虽存在人祭风俗, 但尚未建立以人祭为基础的“国家宗教”，王室统治者的人祭数量并 不比民间更多。
纵向对比，二里头的人祭规模和陶寺古国比较相似，和石明、清 凉寺、王城岗则截然不同。这说明，在华北地区不同的古国-早期文 明中，人祭的繁荣程度有所区别。
从人祭地点看，二里头宫殿区的人祭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