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后的一次排外运动现在到达了最高潮，慈禧做了她一生最愚蠢的一件事，依赖许多无知愚民，向世界上许多强国宣战。
慈禧既然倚仗义和团而向列强宣战，义和团于是横行京内外，凡所不满意的人，都指为教民，烧杀劫掠，无所不为。庄亲王载勋、军机大臣刚毅被派为统帅义和团的总统，可是这只是挂名而已，因为义和团已变成一支疯狂的队伍，根本不受节制。
当时，王公邸第以及各衙门司署，都设坛拜祷，甚至慈禧也在大内设坛。太后每日必诵念义和团70遍，诵毕，由李莲英在旁叫一声：“又亡洋夷一名。”至于士大夫阶级，公然上书言神怪者也不胜枚举，真是胡闹已极。如：王培佑以首附义和团遂擢升顺天府尹；御史徐道焜扬言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使龙背拱翻洋船；翰林院编修万荣爵说：这次上天假手义和团要尽灭洋人，因为洋人无君无父二千年；御史陈嘉言自称曾从关壮缪处得帛书，书上说洋人不足畏，必会自灭；吉林将军长顺说：义和团有两个神童，自天降落教堂上，教堂就会自己发火燃烧。诸如此类荒谬绝伦的言论书不胜书。
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被立为大阿哥后，溥儁便在宫中骄蹇横行，凌辱光绪。有一次竟指着光绪辱骂，叫光绪为二毛子，光绪训斥他，他竟以拳击光绪。光绪只好报告太后，慈禧震怒，命总管崔太监鞭挞溥儁臀部20鞭。溥儁被责后，他父亲大为愤恨，几天后载漪喝得酩酊大醉，约了庄亲王载勋和载濂、载禧带领了义和团60余人，鼓噪冲入大内，搜拿教士，嚷着要见光绪皇帝，口出不逊，也骂光绪二毛子。这时慈禧正在用茶膳，听到他们吵闹，大发雷霆，立刻传召荣禄入宫把端、庄二王叫到面前痛责，她说：“你们胡闹什么？想造反吗？我还在此就敢如此，废不废皇上，是我的事，载漪！我告诉你，我随时可以撤除溥儁的大阿哥地位，赶他出宫，现在你们一齐给我滚出去！除了入值时外，永不许擅自入内。出宫前可先去给皇上叩首，求恩恕罪。”慈禧一边骂一边用手拍着台子，看起来真是气极了。然后又命荣禄把随同入宫的义和团为首头目20余人立时处决。荣禄领旨，乃把随载漪肇事的团民，绑了去东安门外正法。
吏部尚书立山曾和庄亲王载勋为了争一个西城口袋底的艳妓媚菁有隙。立山曾长内务府，家资豪富，又得慈禧宠信，载勋曾向立山借贷不得，益加怀恨。义和团起事后载勋附和载漪，乃报私仇，诬立山家中有地道通教堂，立山遂被逮，由载勋前往搜拿，扣押立山的诏文非常荒诞：“钦命义和团大臣奉懿旨，闻户部尚书立山藏匿洋人，行踪诡秘，着该大臣查明办理。该大臣至该尚书宅搜查，并无洋人，当将该尚书拿至坛中，焚香拜表，神即下坛，斥以勾通洋人，行踪诡密。该尚书神色仓皇，着即革职交刑部牢圈监禁，倘有疏虞，定惟该王大臣是问。”其后立山遂和许景澄、袁昶一同被害。
德国驻清公使克林德在清廷对各国宣战的前两天，就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三日，由东交民巷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途中，与清军冲突被杀。杀克林德的部队，一说是载漪的虎神营，一说是董福祥的武卫后军，凶手是章京恩海。
克林德为什么要在那紧张的局势中走出东交民巷呢？据说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先一天，各国驻北京使馆曾接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照会：“顷准直督电称，据驻津领袖领事声称，大沽口炮台务须于十七号两点钟时交与西兵管理，否则即须攻取等语。本衙门以据来电，各国瓜分中国之议业已定见，各使臣务于二十四点钟内，一律离京，逾期本衙门恐难保护。”各使署会商后要求清廷准许和庆亲王、端郡王会晤面谈，清廷置之不理。这时德公使克林德乃偕翻译官高得士径赴总署交涉。快要到达总署门口时，迎面来了一队清兵。克林德以为是总署派来迎接他的，正往前走，殊不知对方竟毫不问三七二十一，立即开枪轰击。克林德措手不及，遂被击毙，高得士亦受重伤。当时在附近有一英国军官带有英兵二名，闻声前来，清兵亦开枪阻截。英军官见众寡不敌，乃驰返东交民巷通知德使馆。德使馆乃派水兵五十名前往，才把克林德尸体抢回，并追击清兵。清兵四散，德兵竟纵火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烧毁。
克林德是一位男爵，于1853年11月20日生于德国普斯德姆，年轻时学过中文，做过德国驻粤领事的翻译官，1888年因在粤护侨有功，曾获德皇威廉一世颁给奖章，1896年担任德国驻墨西哥公使，后来调来中国，他的太太是美国人。
这时东交民巷使馆区内已有戒备，听说清军和义和团即将前来攻击，乃把留在北京的各国侨民全部集中在英国使馆内，各使馆联合武装抗卫，同时以重金派遣专差到天津求援。此后在北京各街市上，中西军士便展开激战，使馆区被围攻，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和俄国使馆均被焚，海关、教堂和各传教士所寓的房屋，亦悉遭焚烧。各国公使、外交人员及侨民既然受困于东交民巷，求救的信函均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负责遣派专差递送至天津。每次送信的专差可得银一百两至五百两，由此可知当时投送函件之困难。而每封信内都是说：“……情形十分危急，请火速发兵营救。”
武卫左军统帅直隶提督聂士成在天津战死，是拳变后首先殉国死难的大将。死难经过情形甚为曲折，他是由于两面作战，一方面抵御洋兵，一方面又和义和团作战，终于在六月十三日战死于天津八里台。
拳变时聂士成统武卫左军驻芦台，直隶总督裕禄乃调聂军二营至涿州，一营防守津京路。五月初八日义和团焚杨村铁路，聂军派一支队往救，被拳民击伤数十人，聂军乃痛剿义和团，自此聂军和义和团成仇。慈禧闻讯乃令总统武卫全军的荣禄致书聂士成，劝勿和义和团作对，聂复书说：“团匪害民，士成守土有责，境内有匪，理宜肃清，事定之后，虽受大罚，靡所逃死。”于是聂军专守杨村以阻义和团。
五月十四日英提督西摩尔统各国兵入京，过杨村，聂军不让路，洋人见寡不敌众所以折回。清廷以为乃义和团大功，特予赏赐，却不及聂军。到了五月二十日聂奉命攻击天津租界，剧战八日，这是清军唯一和洋人真正战斗的一幕，如果没有聂军的苦战，则洋军早已攻进北京了。到了五月二十八日各国大军驰援天津，聂军因为久战无援，势始不支，但仍退守天津附近。
当聂军进攻天津租界后，义和团才出阵助战，不过拳民多数作壁上观，有的则在四处焚掠。聂士成对义和团极为不满，尤其认为倡议灭洋酿祸开衅的是义和团，可是在正式和洋兵开战时，真正抗洋的则是聂军，而义和团则盗窃忠义之名，冒功获赏，加以义和团行为有如盗贼，因此聂士成非常冲动。有一日和洋兵恶战后归营，忽然下令说：“今晚全力进攻团匪，明日再战洋人。”于是聂军四出，击杀义和团千余人，双方更成死敌。第二天聂军正和洋军苦战时，义和团出动了数十人驰赴聂寓，把聂士成家属全部掳走，聂士成老母年逾八十有三，且有重病，亦所不免，聂妻和子女多人均被劫去。
这时聂士成的处境实在困难极了，因为洋兵大举增援，聂军正和洋军苦战，甫告休战，忽听到自己家中老少被义和团劫走，于是引兵前往追寻。聂军移动时义和团乃狂呼说“聂军反了！”在聂军后防的清军竟发枪向聂军阻击，聂军因之腹背受敌，进退失据。这时聂士成异常愤慨，深恨自己内不见谅于朝廷，外又受侮于义和团，母妻老小被掳，而维护义和团的王公则诬说聂士成通敌，聂士成处境之劣实在无可比拟。
六月初四日武卫前军马玉崑来津增援，聂军和马军协同作战，又苦战了十天。
六月十三日晨直隶总督裕禄召见聂士成，聂应召赴制台衙门。裕禄未开中门，聂心知有异，及入督署，裕禄在书衙房内立候，脸色非常难看，手持一份电报，见聂后即将电报付聂。电报上是上谕：聂士成新法练军，擅杀爱国分子，着即正法。聂读毕即跪下。裕禄这时安慰聂说，上谕如此，其幕后原因不知。嘱聂再出战，如果战胜，裕禄即可力保。聂士成辞出后，即返家与家人诀别，穿朝衣补褂驰赴前线督军奋战。在八里台苦战一昼夜，没有饭吃，又没有睡眠，士兵死伤无算。洋兵用望远镜遥看，见清军中有人着补褂，知为大官，遂用炮轰，聂遂以身殉国，腹裂肠出。其部将统领周玉如、姚良才，营官徐照德、宋得胜都血战阵亡。聂尸入殓时仅清兵20余人系白带送丧，天津文武官无一人临唁。上谕仍以斥责口吻：“临敌不甚一战，殊堪痛恨。”直到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时，聂的冤枉才告大白。
天津之战剧烈进行时，清廷已调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派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可是李鸿章到了上海不肯北来，而天津已难抗守了。
六月十八日，经过了三天血战，日兵首先攻入城门，天津遂告陷落，裕禄自杀。
洋兵占领天津后，军纪甚坏，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尤以俄、法两国兵最残暴不通情理，德国兵亦甚横行，比较来说英、美、日三国士兵没有什么大滋扰。最恶作剧的是在街上专拉斯文人，令其拉人力车，洋兵则坐车上，有时还要拉车人戴了红顶花翎帽子。
六月二十三日，联军集合于天津，准备向清朝首都北京进发，联军人数约3.4万余人，内有俄军1万人，日军9000人，英军6000人，法军2600人，美军2500人，德军4000人，奥意军各150人。
洋兵由天津出发，第一站遭遇的清军阵地是北仓和杨村。在这一带清朝有重兵据守，由慈禧钦派李秉衡前来督师。当六月上旬，都城中一片沉重空气，李秉衡奉诏赶入宫中谒见太后，太后要他统领大兵，他亦欣然应允，慷慨誓师，这时天津已失陷，他于是驰至杨村部署一切。
攻占北仓是以日军为主，接着乘胜向杨村进击。联军分为三路，俄、法两军攻左面，美军攻右面，英军攻中部，日军则在右后方应援。清军在杨村不若在北仓那样顽抗，因此联军只花费了半天时间就把杨村攻克。
清军唯一阻遏洋兵由天津进向北京的一条防线崩溃，李秉衡自杀殉国。义和团崛起于山东，就是李秉衡在山东巡抚任内所放纵出来的，如果追究祸首，李秉衡实在是第一个引起义和团之乱的人。
在北中国，这是个炎夏季节，洋兵虽然得心应手，攻占了大沽、天津、北仓、杨村，但也感到非常疲惫。不过，兵贵神速，七月二日联军各将领在杨村举行了一次会议，认为清兵锐气已坠，败不成军，必须疾驰前进，否则援军赶来，则攻占北京实非易事，而如果不能攻占北京，则战争就不能够胜利结束。于是疲惫的洋兵仅休息了一日，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向北京前进。
八国联军向清朝首都进迫，东南各省督抚便联合起来倡议自保自全，这一观念见于行动始自袁世凯。袁受任山东巡抚时，山东本是义和团崛起的发源地，又历经前面两任巡抚李秉衡和毓贤的鼓励，可是袁在山东不动声色地就把拳民赶出山东，因此整个拳变期间山东全境没有战争，也没有洋人洋教士被杀的事。袁世凯在东南各省总督巡抚的眼中虽是后辈，但他的才识和远见已经令那些前辈刮目相看了。
东南各省督抚自拳变以来，就以电报往还，协商如何保境安民，同时亦敦促政府，希望补救。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四日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李秉衡、鹿傅霖、王之春、松寿、于荫森、俞廉三等联名致电荣禄，这封电报分递两处，一呈总署，一呈荣禄。荣禄曾把这电奏呈慈禧，但太后没有采纳。后来李秉衡入京受命统军时，慈禧曾问起他为何列名在这封电报上，他则否认，并说是刘坤一等冒加他名，他未同意云。这封电报如下：
各国洋电皆以拳匪妄杀开衅，我不速剿，致动众怒，日本电谓，若肯剿匪，尚有转机，京城危急，北望焦灼。查拳匪符咒惑人，传教煽动，实不能避枪炮，嘉庆十三年久经谕禁，若真系直隶义民，何以陕西人李来中为首，是为邪教，应剿一也。不遵诏旨解散，京外乱杀，华洋均受其害，且挟钦使，擅杀新城、涞水两知县，目无法纪，是为乱民，应剿二也。旗书扶清灭洋，乃各省会匪故套，若助朝廷，何以抗旨。北自京城，东至天津，西至保定，南至河间，周围千余里均被滋扰，勒派供粮，其中不尽教民，亦滥焚杀，畿辅灾旱，民不聊生，是为土匪，应剿三也。毁坏国家所设电线铁路，值数百万，阻诏奏，误军行，又焚毁京外洋房民房无算，是为劫盗，应剿四也。即不与各国开衅亦应痛剿，况无故戕害洋人洋房，杀日本参赞。今海口已被占夺，都城满布洋兵，增兵增舰，日来日多，祸在眉睫，直不忍言，从古无国内乱民横行惨杀而可以治国者，亦未闻一国无故与六七国一同开衅而可以自全者，即英俄强国，亦断不能受各国并力之攻，况官兵弹药有限，鏖战日久，我无接济之械，彼增数倍之兵，江海各口俱封，各国分路攻扰，全局糜烂，如何支持。拳匪无械无纪，在东在直皆不能敌官兵，近日在落垈被洋兵击毙无数，在东交民巷又被洋兵击败，未见其能避枪炮，若谓乌合乱匪能与大队洋兵抗战，断无此事。仰恳皇太后圣断，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见，勿信妄言，明降谕旨，力剿邪匪，严禁暴军，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馆，力言决无失和之意，告以已召李鸿章，李到当与各国妥商办法。闻美国在大沽并未开炮，先托美使调停，劝令停兵息战，我方好专力剿匪，并请速发电旨，述皇太后皇上之意，饬驻各国使臣，令向外部道歉，日本被戕参赞优加抚恤，力任以后保护。明谕各省洋商教士，众怒稍平，庶可徐商挽救。宗社安危所关，间不容发，再过数日，大决裂，悔无及矣。焦急惶悚，秉衡等意见相同，谨合词吁请圣鉴，请代奏。
此电拍发时，各督抚尚不知德国公使克林德已在先一日被戕于北京。
上海《申报》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初八日曾有一则译自《字林西报》的消息：
目下东南督抚大员，无不以联络邦交、剿匪安民为宗旨，曾备文照会各国驻沪领事，略谓：本部堂、本部院今已议定，无论北省有何举动，总当按照和约，力保各国官商，不使土匪横行，有伤各国旅人身家性命。惟各国须遣兵北上剿匪，不得调动大军至东南各省，致百姓骚扰，匪人伺隙滋生事端云。
各省督抚和美英日等国首先接触的，是两湖总督张之洞，接着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而李鸿章则已奉调再度接任直隶总督，离开广东，到了上海。张之洞在五月二十六日曾有急电拍发给清廷驻美公使伍廷芳、驻英公使罗丰禄、驻日公使李盛铎，请他们分别译转各国政府。电文曰：
北方拳匪违旨滋事，各国人口物业致遭损害，京内京外数百里，华商华民财产焚毁亿万。至戕杀日本使馆随员乃各官办理不善之故，实非朝廷意料所及。现在我皇太后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