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组找不到任何破绽，最后只能写了一份“未发现明显违规操作”的报告交上去。
龙家不满意，又换了另一组人来查。
还是没查出问题。
但龙家不打算放过她。
他们开始从别的地方下手——秦柔的科研项目被叫停了，实验室的经费被冻结了，她带的几个研究生被调到了别的导师名下。
甚至有人匿名举报她学术不端，说她的某篇论文数据造假。
虽然查来查去发现是诬告，但那些调查、答辩、自证清白的过程，耗掉了她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里，她几乎没有进过实验室，没有做过一次实验，没有写过一篇论文。
她每天在各种会议室、办公室、信访办之间跑来跑去，像一只被关进迷宫的老鼠，怎么跑都跑不出去。
但秦柔没有放弃。她不是那种会放弃的人。
她从十八岁开始就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没有父母可以依靠，没有背景可以仰仗，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她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被人为难。
她只怕一件事——时间不够。
因为时间每过去一天，李二狗在巴士监狱里就多待一天。
她不知道他在里面过的是什么日子，不知道他有没有被打，有没有被饿，有没有被关进小黑屋，有没有……还活着。
与此同时，龙家的敌对势力也开始行动了。
不是因为他们想帮秦柔，而是因为他们一直在等一个机会——扳倒龙家的机会。
龙家在这个城市盘踞了几十年，从房地产起家，涉足医疗、金融、能源、传媒，几乎每一个赚钱的行业都有他们的影子。
他们的钱不干净，所有人都知道，但没有人能拿到证据。
这一次，龙天麟的死在舆论场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一个富二代，深夜在办公室对一位女院士下药，被女院士的丈夫打成重伤，然后死在了手术台上。
这个故事里有太多能引发公众愤怒的元素：有钱人欺负普通人，权贵践踏法律，医疗事故背后的阴谋论。
网民们不知道真相，也不需要知道真相。他们只需要一个故事，一个能让他们发泄愤怒的故事。
龙家花了很大力气去压舆论，但压不住。
因为有人在后面推波助澜——龙家的竞争对手们。
他们买通了水军，雇了网络推手，把这件事炒上了热搜。
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电视台做专题节目，自媒体写深度爆料，一夜之间，龙家成了过街老鼠。
税务局查他们的账，市场监管局查他们的资质，反贪局查他们和官员之间的利益输送。
那些之前对龙家唯唯诺诺的官员，一夜之间全部变了脸，争先恐后地跟龙家撇清关系，生怕自己被牵连。
墙倒众人推。
秦柔冷眼看着这一切，心里没有快意，也没有悲伤。
她只是觉得荒诞。
龙家倒了，不是因为龙天麟是个畜生，不是因为他在办公室里对一个女人下药，不是因为他说要弄死一个五岁的白血病孩子。
是因为他的死，恰好被龙家的敌人利用了。
是因为舆论需要一只替罪羊，是因为民意需要一个出口。
龙家倒不倒，跟正义没有关系。
跟秦柔没有关系。
跟李二狗也没有关系。
龙家倒台的那天，秦柔正在出租屋里给李念熬粥。
电视开着，新闻频道在播龙震邦被带走调查的画面。
那个七十多岁、曾经不可一世的老人，被两个穿制服的人架着，从别墅里走出来。
他的拐杖掉在地上，没有人帮他捡。
他佝偻着背，头发全白了，脸上的表情空洞而茫然，像一个普通的、迷了路的、找不到家的老人。
秦柔看着那个画面，手里的汤匙在粥锅里搅了一下，又一下。
她没有笑，没有哭，甚至没有任何表情。
她只是搅着粥，看着锅里的米粒在沸水中翻滚、沉浮、慢慢变得软烂。
“妈妈，粥好了吗？”李念从客厅跑过来，扒着厨房的门框，踮着脚往锅里看。
“快了。”秦柔说，声音很轻。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秦柔的手顿了一下。
“快了。”
她说。
李念歪着头看了她几秒，然后跑回客厅去了。
秦柔低下头，看着那锅粥。
白米粥，什么都没有放，只是米和水。
她盯着那些翻滚的米粒，盯了很久。
然后她关掉火，把粥盛到碗里，端到餐桌上。
她坐到女儿对面，看着女儿用小勺子一口一口喝粥的样子，忽然开口：“念儿，妈妈要出一趟远门。”
李念抬起头，嘴角还沾着米粒。
“去哪儿？”
“去找爸爸。”
“爸爸不是出差了吗？”
“嗯。但爸爸那边出了点状况，妈妈得去帮他。”
李念看着她，那双黑亮的眼睛里有一种超出了年龄的理解。
“那我要去吗？”
“你去奶奶家。妈妈很快就回来。”
“很快是多快？”
秦柔沉默了一下。
“很快。”
那天下午，秦柔把李念送到了李二狗父母家。
母亲站在门口，接过孙女的手，攥得很紧。
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着烟，没有说话。
秦柔站在门口，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想说“爸、妈，对不起”，想说“二狗的事是我害的”，想说“我一定会把他救出来”。
但她什么都没有说，因为她知道，说什么都没有用。
李二狗的父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是全部，但足够多了。
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子被关进了巴士监狱，知道那是关重刑犯的地方，知道他可能再也出不来了。
母亲没有哭。
她只是抱着李念，站在门口，看着秦柔。
“去吧。”她说，“念儿有我。”
秦柔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她走出去好几步，身后传来李念的声音——“妈妈！早点回来！”
她没有回头。
她怕一回头就走不了了。
那之后的一年多，是秦柔人生中最漫长、最黑暗的日子。
她试了所有她能想到的办法。
找律师，打官司，申诉，上访，写信给各级领导。
每一个环节都有人在告诉她“不行”，每一个步骤都被卡在某一个她永远够不到的地方。
律师说，这个案子太敏感了，龙家虽然倒了，但巴士监狱是另一个系统，里面的人情世故比外面更复杂。
申诉材料递上去就石沉大海，她打电话去问，对方说“正在处理”，然后永远没有下文。
上访的接待人员一脸同情地看着她，说“秦院士，你这个情况我们很理解，但法律法规有规定，您丈夫的案件还在审理中，您需要耐心等待”。
她等了。
从冬天等到春天，从春天等到夏天，从夏天等到秋天。
等到树叶黄了落了，等到雪又下了，等到李念长了一岁，等到她新长出来的头发可以扎两个小辫子了。
然后，她等到了一个消息。
“李二狗已经被枪决了。”
消息是从巴士监狱内部传出来的，不知道真假。
但传得有鼻子有眼——说是因为他在监狱里打死了一个狱警，被加刑，最后判了死刑，秘密枪决。
秦柔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她的手没有抖，眼没有花，甚至没有停顿。
她只是把那个已经做了半个月的实验继续做完，然后洗了手，换下白大褂，走出实验室。
她站在走廊里，靠着墙，慢慢滑坐到地上。
走廊很长，很空，白炽灯很亮。
她坐在冰冷的地砖上，把头埋进膝盖里，肩膀剧烈地起伏。
她没有哭出声。
但走廊尽头值班室的护士听到了什么声音，跑出来看的时候，只看到秦柔已经站了起来，整理好衣服，走回实验室。
从那以后，秦柔变了。
不是一夜之间变的，是一点一点变的，像一块石头被水慢慢磨圆。
她不再去找律师，不再打电话问案子的进展，不再给任何人写信。
她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从早做到晚，从晚做到早。
她做了很多课题，写了很多论文，拿了很多项目。
她的学术成果像井喷一样涌出来，一年发的论文比过去三年加起来都多。
同事们都以为她是化悲痛为力量，以为她在用工作麻痹自己。
只有她自己知道，她不是在麻痹自己，她是在逃避——逃避那个没有李二狗的世界，逃避那个李念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的夜晚，逃避那个她独自躺着的、空荡荡的、双人床的出租屋。
只有过年的时候，她才会离开实验室。
她回老家，回李二狗父母的家。
母亲做饭，父亲抽烟，李念在客厅里跑来跑去。
一家人围在桌前吃年夜饭的时候，母亲会问她：“二狗那边有消息吗？”
秦柔会笑着说：“有。他说他在那边挺好的，让您二老别担心。等案子结了，他就回来了。”
母亲点点头，不再问了。
父亲抽着烟，看着电视里的春晚，没有回头。
秦柔知道他们不信。
但她只能这样说。
因为她不能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儿子可能已经死了。
祸不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