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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九章 西夏故地,尽归宋有

    吴玠大军陈兵黄河南岸,旌旗猎猎,与奔腾的河水相映,声势浩大。

    这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前沿部署,更是一把悬在河西走廊乃至更北方蒙古势力头顶的利剑,一个强烈无比的政治信号:大宋,不仅守住了国门,更有能力,也有意愿,恢复旧疆,甚至更进一步。

    黄河北岸,尤其是原西夏国核心区域的河西走廊东部,此刻正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微妙而动荡的境地。

    察合台的惨败,不仅葬送了他个人的威望和数万蒙古精锐,更致命地动摇了蒙古帝国在这一广大区域的统治根基。

    西夏灭亡不过十余载,其故地并未被蒙古完全消化。

    党项贵族、地方豪强、吐蕃部族、回鹘势力盘根错节,蒙古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察合台等宗王的镇守,勉强维持着统治。

    如今,作为镇守宗王的察合台一败涂地,威信扫地,卧床不起,蒙古驻军损失惨重,河西防务空虚。

    而南面,则是刚刚取得辉煌大胜、兵锋正盛、打出恢复故土旗号的宋朝西军统帅吴玠。

    何去何从?成为了摆在西夏故地各族首领、城池守将面前的紧迫问题。

    继续效忠蒙古?且不说察合台新败,蒙古是否会追究他们“未能尽力”甚至“暗通南朝”的嫌疑,单看眼下,蒙古在河西的力量已无法保护他们免受宋军的兵锋威胁。

    吴玠陈兵黄河,随时可能渡河北上。

    以宋军连败蒙古大军的威势,河西这些留守的残兵败将和地方武装,谁能抵挡?

    叛蒙归宋?这似乎是一个颇具诱惑的选择。

    西夏故地,在唐末五代脱离中原,立国近二百年,但与中原王朝(宋、辽、金)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文化深受汉地影响,许多贵族和百姓内心对“中国”仍有认同。

    尤其是,吴玠在收复秦陇过程中,表现出的军纪严明、对降附者的宽大、以及迅速恢复生产秩序的措施,与蒙古征服过程中的屠戮掠夺形成鲜明对比,口碑迅速传开。

    更重要的是,吴玠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政治契机。

    他并非单纯的武夫,深知“攻城为下,攻心为上”的道理。

    在陈兵黄河、巩固南岸防线的同时,他派出了大量的使者、说客,携带他的亲笔信和朝廷的敕书、官诰、赏赐,北渡黄河,深入河西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招抚和策反工作。

    这些使者,有的本身就是熟悉河西情况的西军旧部或边境商人,有的则是当地有威望的僧侣、学者。

    他们携带的信件,言辞恳切,既有大国气度,又具现实考量。

    大致意思是:

    “蒙古残暴,侵我疆土,戮我人民。今上天示警,使其败绩。

    我大宋天子仁德,吴某奉天讨逆,已复秦陇,兵临大河。

    尔等本是华夏遗民,或为藩属旧部,岂可久沦胡尘?

    今若能幡然悔悟,举城来归,或擒斩蒙古监守以献,或率部内附,朝廷必不吝封赏,保尔等富贵安宁,各安生业。

    若执迷不悟,助纣为虐,待天兵北渡,玉石俱焚,悔之晚矣!”

    威逼与利诱,大义与现实,被吴玠运用得炉火纯青。

    他尤其注重拉拢原西夏的党项贵族和地方实力派,许诺他们可以保持部分武装、世袭官职、甚至给予比在蒙古统治下更高的自治权。

    对于吐蕃、回鹘等部族,则承诺尊重其习俗,开放边市,授予其首领宋朝官爵。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效果立竿见影。

    首先响应的是黄河沿岸及靠近秦陇的一些堡寨、部落。

    他们或擒杀留守的蒙古达鲁花赤、百夫长,或直接驱逐蒙古派驻的少量军队,然后派人南下,向吴玠献上降表、地图、户籍,表示归附。

    接着,更大的城池也开始动摇。

    凉州(武威)虽然仍是察合台养病之所,但城内已是人心惶惶,暗流涌动。

    甘州(张掖)、肃州(酒泉)等地的守将和贵族,则开始秘密与宋使接触,讨价还价。

    兴庆府的情况最为复杂。

    这里蒙古驻军相对较多,也有一些忠于蒙古或与蒙古利益捆绑较深的党项贵族。

    但在吴玠的军事威慑和政治攻势下,城内分化严重。

    一部分贵族和将领密谋发动兵变,驱逐蒙古势力,迎接宋军。

    消息走漏,引发内讧,蒙古留守将领与党项叛军在城中激战。

    吴玠当机立断,命吴璘率一支精锐,以“应城内义士之请,平叛安民”为名,迅速渡过黄河,直扑兴庆府。

    在城内反正势力的接应下,宋军几乎没费多大力气便攻入兴庆府。

    蒙古守军和顽抗贵族或被杀,或北逃。

    吴璘迅速控制全城,安抚百姓,将象征西夏皇权的宫殿、宗庙妥善保护,并出榜安民,宣布“兴庆府重归王化”。

    这一举动,具有极其重大的象征意义。

    兴庆府的“光复”,如同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整个西夏故地,河西走廊东部,黄河沿岸地区,归附的浪潮迅速席卷。

    各地守将、酋长眼见大势已去,纷纷效仿,或杀蒙古监军,或主动请降。

    到这一年初秋,东起黄河“几”字弯的丰州,西至瓜州(安西)、沙州(敦煌)的边缘,南抵祁连山,北至大漠边缘的广袤土地,也就是原西夏国的核心区域,在短短数月内,竟传檄而定,望风归附,名义上尽数归于宋朝统治之下。

    当然,这种“尽归宋有”更多是政治和名义上的。

    许多偏远地区,宋军并未实际驻军,只是接受了当地首领的效忠。

    蒙古的残余势力、一些顽固的部族仍在观望或零星抵抗。

    但对于南宋而言,这已是自开国以来,在西北方向取得的最大幅度的领土扩张和战略突破。

    地图上,一大片自靖康后就脱离中原王朝控制的土地,被重新标上了宋的印记。

    消息传回临安,朝野震动,欢欣鼓舞之情更甚于收复秦陇。

    虽然不乏有识之士指出,这胜利来得太快,基础未必牢固,蒙古绝不会善罢甘休,但无论如何,这是实实在在的武功,是“中兴”的明证。

    而一手导演这一切的吴玠,其功勋、威望,已然达到了一个令所有人,包括深宫中的皇帝,都需要仰望和审慎对待的高度。

    吴玠本人,在接到兴庆府光复的捷报时,只是站在黄河岸边,望着北方苍茫的大地,久久不语。

    他知道,真正的挑战,或许才刚刚开始。如何巩固这突如其来的广阔疆域?

    如何应对蒙古必然到来的反扑?如何处理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这一切,都需要比战场上厮杀更缜密的思量和更长远的布局。

    而他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能够镇抚这片新收复土地的管理机构。

    一个在唐代曾经威震西域的名称,浮现在他的脑海——陇右都护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