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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塞佩把他的长条形包袱打开。里面是一套吹制工具：几根长短不一的吹管，铁制的，管身细长，吹嘴处磨得光滑发亮；几把剪刀，几块湿木板，还有一个小陶罐。他拧开陶罐的盖子，倒出一些深蓝色的粉末在掌心里，伸给杨定军看。
钴蓝料。
杨定军接过来，借着窗户的光仔细看。粉末极细，颜色深得像碾碎的夜空。他用指尖蘸了一点，轻轻捻开，蓝色的粉末在指腹上留下一道浓重的痕迹。
他想起父亲笔记里写过的话——“钴呈蓝，配比不详”。父亲知道钴能烧出蓝玻璃，但不知道怎么配，也买不到钴料。钴矿在欧洲的产地极少，主要控制在威尼斯商人手里，价格昂贵，而且几乎不单卖——威尼斯人把钴料和石英砂预先混合好，做成“蓝料坯”出售，买家拿到料坯直接熔制就行，永远不知道真正的配方是什么。
“这个，你怎么有的。”杨定军问。
朱塞佩用意大利语说了几句，卡洛曼不在场，杨定军听不懂。朱塞佩见他不明白，做了几个手势：先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北方，做了一个偷偷摸摸揣进怀里的动作。
杨定军看懂了。朱塞佩离开米兰时，从工坊里带出来的。
他没有追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朱塞佩愿意把这东西拿出来给盛京用，就已经够了。
当天，杨定军让人停了玻璃工坊的其他活，专门腾出炉子来试蓝玻璃。朱塞佩把钴蓝料小心翼翼地分成几小份，按照他记忆中的配比，跟石英砂、石灰石、钾碱混合在一起。他没有秤，全靠手感和经验——抓一把石英砂，掂一掂，再加钾碱，再掂一掂，然后撒入钴料，用一根铁棍在干料里反复搅拌，直到颜色均匀。
第一炉，钴料加少了。熔出来的玻璃液是淡蓝色的，像冬天阿勒河上的冰，颜色太浅，不够艳。朱塞佩看了看熔体的颜色，摇了摇头，把这一炉倒进了废料槽。
第二炉，他加了将近一倍的钴料。杨定军在旁边看着，心里默默计算着配比。这一次熔出来的玻璃液颜色深了，是一种浓郁的深蓝色，但对着光看，颜色不太均匀，有一团一团的深色斑块。朱塞佩用吹管蘸了一点玻璃液，吹了一个小泡，在火光下转着看。看完，他又摇了摇头。搅拌不够，钴料在玻璃液中分散不均匀。
第三炉，朱塞佩改变了做法。他没有把钴料直接混入干料，而是先把钴料跟一小部分石英砂和钾碱预混，磨得极细，然后才加入主料中。熔制过程中，他用一根长铁钩不断搅动坩埚里的玻璃液，搅了整整一个下午。
傍晚时分，炉火映得工坊的墙壁通红。朱塞佩的脸上全是汗，被炉火烤得油亮。他用吹管从坩埚里挑出一团玻璃液，那团熔体在火光下呈现出一种极深的蓝色，几乎像是黑的。他深吸一口气，对着吹管轻轻吹气，玻璃液慢慢膨胀起来，变成一个拳头大小的泡。他一边吹一边转动吹管，玻璃泡在空气里渐渐冷却，蓝色开始显现出来——不是黑的，是一种深沉而均匀的蓝色，像黄昏时分阿尔卑斯山天空的颜色。
他把吹管从嘴上移开，将玻璃泡举到窗口。夕阳的余晖透过玻璃泡照进来，整个工坊都被染上了一层蓝莹莹的光。墙壁、工具、杨定军的脸、朱塞佩自己的手，全部浸在那层蓝色的光晕里。蓝色均匀极了，从头到尾，从薄处到厚处，没有任何斑块，没有任何杂色。
朱塞佩看着手里的蓝色玻璃泡，忽然笑了一下。那是他来到盛京之后第一次笑。
杨定军接过吹管，也对着光看了看。他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这一炉蓝玻璃的配比，他全程看在眼里，记在本子上了。钴料与石英砂的比例、预混的方法、熔制的温度、搅拌的次数。本子上的数字加在一起，就是配方。
有了配方，蓝玻璃就不是一次性的运气，是可以反复制造的东西。
第一批蓝玻璃器皿出窑，是三天以后。
朱塞佩用了两天时间，把那一炉蓝玻璃液全部吹制成型。六只高脚杯，三把酒壶，两只果盘，还有一些零碎的小件。冷加工又花了一天——用湿木板打磨杯口，用细砂石抛光表面，用铁针刻出简单的花纹。朱塞佩的手艺确实好，吹出来的杯子壁薄而均匀，壶的把手跟壶身浑然一体，果盘的边缘微微外翻，弧度恰到好处。
杨保禄听说蓝玻璃烧出来了，从码头那边赶过来。他走进工坊时，朱塞佩正在用一块软皮擦拭最后一只高脚杯。六只杯子一字排开在窗边的木桌上，午后的阳光穿过杯壁，在桌面上投下六个圆圆的蓝色光斑。
杨保禄没有说话。他拿起一只杯子，举到眼前，转着看了一圈。然后放下，拿起第二只，又转着看了一圈。六只杯子他全部看了一遍，然后放下最后一只，看向杨定军。
“这个颜色，能稳住吗。”
“能。”杨定军把本子举了举，“配比记下来了。”
杨保禄又看了看那些杯子。他没有问朱塞佩是怎么做到的，没有问钴料从哪里来，没有问配比是多少。这些事，有杨定军管着就够了。他只问了一件事：“这一炉，值多少钱。”
杨定军想了想。北边科隆的商人买盛京的普通玻璃杯，一套六只，出价大约相当于一头公牛。这批蓝玻璃，颜色的均匀度和透光度都比普通玻璃高出一大截，在整个莱茵河流域恐怕都找不到第二家能烧出来的。但究竟值多少，他也没有底。
“先不卖。”杨定军说，“拿到集市上摆出来，看看反应。”
盛京的集市每旬逢三逢八开市，地点在码头边的一片空地上。周围领地的庄户、林登霍夫来的商人、莱茵河上过往的船工，都在这里买卖。规模不算大，但人流不断。
七月二十三，逢三，正是开市的日子。
杨保禄让人在集市最好的位置支了一张长桌，铺上漂白细布，把六只蓝玻璃高脚杯、三把酒壶、两只果盘全部摆出来。日头底下，蓝玻璃的颜色比在工坊里更艳，远远望过去，像桌上放了一排凝固的蓝色水珠。
第一个被吸引过来的不是商人，是一个船工的老婆。她在桌边站了好一会儿，盯着那只果盘看，然后问价。摆摊的伙计报了一个数目，她倒吸一口气，走了。
真正识货的人是午后来的。一个从科隆来的布商，四十多岁，穿着体面，每年春秋两季都来盛京收购细布。他路过长桌时，脚步忽然停了。他退回来，弯下腰，把脸凑近那排杯子，从排头看到排尾。看完，他直起腰，问了价钱。
伙计报了数。
科隆商人沉默了几息，然后从怀里掏出钱袋，数出金币，买走了两只蓝玻璃高脚杯。他没有还价。伙计把钱收好，看着商人走远，手还有些抖。
傍晚时分，杨保禄来到集市。长桌上的蓝玻璃器皿已经卖掉了大半——六只杯子卖了四只，三把酒壶卖了全部，两只果盘卖了一只。收上来的钱币在钱箱里堆成了一小堆，有金币，有银币，还有几枚科隆商人带来的外国钱币，成色各异。
杨保禄把钱箱的盖子合上，转过头，对杨定军笑了一下。
“多开几炉。”他说，“有多少，卖多少。”
杨定军点了点头。他怀里揣着那个记了配方的本子，本子的封皮被体温捂得温热。他想，父亲看到这些杯子，大概也会笑。
傍晚的光从西边照过来，把盛京的石板路和工坊的屋顶都染成了一片暖色。阿勒河的水声依旧，码头边的集市开始收摊，商贩们把没卖完的货物装回筐里，互相打着招呼，约定下一集再来。远处钾碱工棚的烟囱还冒着青烟，弗里茨大概又在守着蒸发灶。
杨定军和杨保禄沿着石板路往回走。经过水力工坊时，新装的几台十六锭纺车正在运转，嗡嗡的声音从木墙后面透出来，混着水车的吱呀声，沉闷而持续。
杨定军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父亲说，英国人当年花了五六十年才走完纺织业的工业化，盛京比他们晚了一千年，但盛京有一个他们没有的优势——知道这条路走得通。
蓝玻璃的配方，小乔治从意大利带回来的硫磺契约，吉拉尔迪送的那四本书，朱塞佩藏在包袱里的钴料，甚至诺德海姆子爵被手雷吓退后送来的那封致歉信。这些事，看上去各不相干。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件事：盛京正在一点一点地，把触角伸到更远的地方去。
杨保禄走到自己院子门口，停下脚步。“那个意大利工匠，叫朱塞佩的。”
“怎么了。”
“给他加一份工钱。他值。”
杨定军应了一声。两人各自回了院子。
月光照在盛京的石板路上，也照在工坊区那排新烧出来的蓝玻璃器皿上。没卖完的一只杯子和一只果盘收在库房里，用细布裹着，等着下一集继续摆出来。库房的小窗透进一道月光，正好落在蓝玻璃杯的杯壁上，把那抹蓝色映得幽深而安静，像阿尔卑斯山某个湖泊在深夜里的颜色。
明天还会有人来看，来问价，来买。后天也是，大后天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