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摊着那份裁军名单。八万人的名字，密密麻麻，印在泛黄的纸上，像一片片即将凋零的叶子。他拿起朱笔，笔尖悬在纸上，却迟迟落不下去。
窗外传来报时的钟声——晚上七点。他该下班了，可名单上一个字还没勾。明天一早，这份名单就要送到段祺瑞桌上，然后下发各省，成为命令。
命令。这两个字重如千钧。
“沈处长，还不走？”隔壁办公室的张处长探头进来，见沈砚之还在，有些惊讶。
“还有点事，处理完就走。”沈砚之头也不抬。
张处长是北洋的老人，在陆军部混了十几年，最懂察言观色。他走进来，关上门，压低声音：“是为裁军名单的事发愁？”
沈砚之没说话，算是默认。
“唉，这事难办。”张处长在他对面坐下，掏出一包烟，递过去一根。沈砚之摆摆手，他便自己点上，深深吸了一口，“名单我看了，你们南边的部队，裁得是有点狠。可这是大总统的意思，段总长也点了头，咱们能说什么？”
“张处长在部里久，经验多。”沈砚之终于抬起头，“依你看，这事有转圜的余地吗？”
“转圜？”张处长苦笑，凑近些，声音压得更低，“老弟，我跟你交个底。这裁军，裁谁不裁谁，根本不是看部队功绩，也不是看地方需要，是看这个——”
他用手指蘸了茶水，在桌上写了个“袁”字。
“大总统要削藩，削谁的藩？南边那些不听招呼的，还有咱们北洋内部那些尾大不掉的。你看看名单，南边的部队裁了九个师，咱们北洋的裁几个？三个。而且裁的都是些老弱病残，番号撤了，人并到其他师里去，等于没裁。”
沈砚之盯着桌上那个水写的“袁”字，水渍慢慢晕开，字迹模糊了，可意思清清楚楚。
“可这么裁，南边能答应吗？”他问。
“不答应又能怎样？”张处长弹了弹烟灰，“枪杆子在咱们手里，军饷在咱们手里，他们拿什么不答应？闹？闹就剿。前清的时候剿长毛，剿捻子，剿了十几年，不也剿平了？现在民国了，还能让几个闹事的翻了天？”
他说得轻松，可沈砚之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南方的军队，尤其是那些革命党出身的将领，哪个是好相与的？武昌首义，南京光复，哪一仗不是血海里杀出来的？这些人要是真闹起来，北洋未必压得住。
“再说了，”张处长继续道，“大总统也不是一味用强。名单上这些人，师长以上的，都许了官职。省长的位子，道尹的位子，县长的位子，随便挑。有钱有势，谁还愿意带兵打仗？吃苦受累不说，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图什么？”
沈砚之沉默了。张处长说的，是实情。革命的时候，大家凭的是一腔热血，为的是救国救民。可革命成功了，热血冷了，心思也就活了。省长、道尹，那是封疆大吏，一方诸侯，比带兵打仗舒服多了，也安全多了。
“可那些当兵的呢？”他问，“那些普通士兵，那些伤兵残兵，他们怎么办？”
张处长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沈砚之会问这个。他摆摆手：“当兵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裁下来，发三个月饷银，够他们回乡买几亩地，娶个媳妇，安安生生过日子。还想怎样？难不成国家养他们一辈子？”
他说得理所当然，沈砚之却听得心里发凉。三个月饷银，买几亩地，娶个媳妇——说得轻巧。那些当兵的，多少人离家多年，家乡早就物是人非。田地被占了，房子塌了，亲人死了，回去干什么？靠那点饷银，能活几天？
“好了，老弟，别想那么多。”张处长拍拍他的肩，“在其位，谋其政。咱们是办事的，上面让怎么办，就怎么办。想多了，累。”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又回过头：“对了，晚上段总长在六国饭店请客，请了几个南边的将领，说是‘沟通感情’。你也去吧，多认识几个人，没坏处。”
“段总长请客？”沈砚之皱眉，“请的是谁？”
“还能有谁，名单上那几个呗。”张处长意味深长地笑笑，“打一巴掌，给个甜枣。这手段，高。”
他走了，留下满屋的烟味。沈砚之坐在那里，看着桌上的名单，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夜风吹进来，带着晚春的花香，也带着远处的市声。长安街上，路灯亮起来了，黄包车、马车、偶尔驶过的汽车，汇成一条流动的河。
这条河，能载舟，也能覆舟。
他想起程振邦。那个和他一起在山海关起义，一起转战南北的兄弟，现在在南京，带着他那支骑兵。程振邦的部队，在名单上吗？如果在，他会怎么想？是接受官职，解甲归田，还是...
不，程振邦不会接受。沈砚之了解他。那个人，把兵看得比命重，把义气看得比天高。让他交出兵权，去做个太平官，比杀了他还难受。
可如果不交，等待他的是什么？剿。像张处长说的，闹就剿。北洋几十万大军，真打起来，程振邦那点骑兵，能撑几天？
沈砚之闭上眼。他仿佛看见了火光，听见了枪炮声，看见了那些熟悉的面孔在血泊中倒下。不，不能这样。仗不能再打了，中国人打中国人，流的血已经够多了。
可是，不流血，就要流泪。那些被裁的兵，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的泪，谁来擦？
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铃声刺耳。沈砚之走过去，拿起听筒。
“喂？”
“沈处长吗？”是个陌生的声音，很年轻，“我是《顺天时报》的记者，想跟您约个采访，谈谈裁军的事。”
“裁军的事，陆军部会有统一口径，不接受个人采访。”
“可我们听说，您是南方人，又在南方带过兵，对裁军应该有自己的看法...”
“对不起，我很忙。”沈砚之挂了电话。
电话又响了。他盯着那黑色的机器，盯了十几秒，才再次拿起。
“喂？”
“砚之，是我。”这次是熟悉的声音——程振邦。
沈砚之心里一紧，下意识地看了看门外，压低声音：“振邦？你怎么...”
“我在北京。”程振邦的声音很平静，“刚到。住在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308房间。你来一趟，我有事找你。”
“现在？”
“现在。”
电话挂了。沈砚之握着听筒，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程振邦来北京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住在六国饭店——段祺瑞晚上请客的地方。
是巧合，还是有意？
他放下电话，在办公室里踱了几步。去，还是不去？去，风险太大。程振邦是南方的将领，是革命党，是袁世凯要裁撤的对象。他这个陆军部的处长，私下会见这样的人，传出去，会是什么后果？
可不去，程振邦为什么来北京？为什么住六国饭店？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间找他？
沈砚之走到衣帽架前，取下军帽，戴在头上。镜子里的人，眼神坚定。他知道，他必须去。有些事，必须当面问清楚；有些人，必须当面见一见。
走出陆军部大楼，夜风很凉。他叫了辆黄包车，说了声“六国饭店”，车夫拉起车就跑。车铃叮当，车轮轧过石板路，发出单调的声响。路两旁的店铺大多打烊了，只有饭馆、茶馆还亮着灯，里面人影晃动，猜拳行令声隐隐传来。
这就是北京的夜。繁华，喧嚣，又透着一种说不出的空虚。像一场大戏，锣鼓喧天，可台上的人演的什么，台下的人看的什么，没人说得清。
六国饭店在东交民巷，是外国人开的，也是北京城里最豪华的饭店之一。沈砚之下了车，付了车钱，站在饭店门口。玻璃门里灯火通明，穿西装的外国人，穿长衫的中国人，穿旗袍的女人，来来往往。门童穿着红色的制服，戴着白手套，为他拉开门。
“先生，请问您找谁？”
“308房间，程先生。”
“请跟我来。”
门童领着他穿过大堂。大理石地面光可鉴人，踩上去发出清脆的响声。天花板上吊着巨大的水晶灯，照得人睁不开眼。墙上的油画，角落的钢琴，空气中若有若无的香水味——这一切，都和外面那个破败的北京城，是两个世界。
308房间在二楼。门童敲了敲门，里面传来程振邦的声音：“进来。”
门开了。程振邦站在窗前，背对着门，看着窗外的夜景。他穿着便装——灰色的长衫，黑色的布鞋，像个教书先生，不像个将军。
“你来了。”他转过身，脸上带着笑，眼里却有疲惫。
沈砚之关上门，打量着房间。很豪华，沙发是西洋式的，茶几上摆着鲜花，床是铜架的，窗帘是丝绒的。墙上挂着风景画，画的是瑞士的雪山——沈砚之在画报上见过。
“怎么住这儿？”他问。
“这儿安全。”程振邦在沙发上坐下，指了指对面的位置，“东交民巷，外国人的地盘。袁世凯的人，不敢在这儿撒野。”
沈砚之坐下，看着他。一年多不见，程振邦瘦了，也老了。两鬓有了白发，眼角有了皱纹。只有那双眼睛，还和以前一样，亮得像寒星。
“什么时候来的？”
“今天下午。”程振邦倒了杯茶，推过来，“从南京坐火车，走了三天三夜。一路上，看见的都是兵。北洋的兵，南方的兵，各省的兵，穿着不同的衣服，扛着不同的枪，在车站，在码头，在街上晃荡。像什么？像一群没头的苍蝇。”
沈砚之没接话。他知道程振邦还有话要说。
“砚之，裁军的事，你知道了吧？”程振邦直截了当。
“知道了。”
“名单呢？看见了吗？”
沈砚之沉默片刻，点点头。
“我的部队，在上面吗？”
“在。”
程振邦笑了，笑得很冷：“我就知道。袁世凯那点心思，谁看不明白？裁南不裁北，削藩不削己。说什么国家财政困难，说什么军队国家化，都是放屁。他就是想把咱们这些革命党，一个个收拾干净，好安安稳稳当他的大总统，当他的皇帝！”
最后两个字，他说得很轻，却像一把锤子，砸在沈砚之心上。
“振邦，这话不能乱说。”沈砚之看看门外，压低声音。
“怕什么？”程振邦冷笑，“这里就咱们两个，你还会去告密不成？就算你去告，我也不怕。大不了一死，反正这条命，从山海关那会儿就是捡来的。”
他说得轻松，沈砚之却听得心惊。程振邦的脾气，他是知道的。这个人，看着温和，骨子里却比谁都倔。认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当年在山海关，三千乡勇对一万清军，所有人都说守不住，劝他撤，他说“要撤你们撤，我死也要死在这儿”。结果真守住了，还等来了援军。
“你这次来北京，到底要做什么？”沈砚之问。
“讨个说法。”程振邦端起茶杯，却不喝，只是看着杯子里漂浮的茶叶，“我的兵，跟着我出生入死，从山海关打到南京，死了多少，残了多少。如今民国了，共和了，倒要把他们裁了。凭什么？就因为他们不是北洋的？就因为他们不听袁世凯的话？”
“振邦...”
“你别劝我。”程振邦打断他，“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大局为重，国家为重，百姓为重。这些道理，我懂。可我想问问，什么是大局？裁了南方的兵，壮大北洋的兵，这是大局？什么是国家？袁世凯的国家，还是四万万人的国家？什么是百姓？那些当兵的，那些老百姓的儿子、丈夫、父亲，他们不是百姓？”
他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沈砚之赶紧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程振邦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平静下来。他放下茶杯，手在微微发抖。
“砚之，我不是来闹事的。”他声音低下来，透着疲惫，“我是来问问，有没有转圜的余地。我的部队，可以裁，但要有说法。伤兵怎么安置？残兵怎么抚恤？那些当兵多年的，除了打仗什么也不会，让他们回家，回哪个家？这些事，陆军部想过没有？袁世凯想过没有？”
沈砚之无言以对。他想说，想了，三个月饷银，工程队。可这些话，他说不出口。三个月饷银，能做什么？工程队，能收多少人？
“段祺瑞晚上请客，请你了吗？”他换了个话题。
“请了。”程振邦冷笑，“鸿门宴。先给个下马威，再给个甜枣。许我个省长，让我交出兵权。砚之，你说，我程振邦是那种人吗？”
“你不是。”
“那你呢？”程振邦突然问，眼睛直直盯着他，“你在陆军部，看着这份名单，心里怎么想？那些兵，也是你的兵。山海关起义的时候，他们跟着你，喊你沈将军。现在，你要亲手把他们从名单上划掉，让他们回家，或者，让他们去死。你下得去手吗？”
这话像一把刀，插进沈砚之心里。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远处传来的汽车声，和楼下大堂隐隐约约的钢琴声。那钢琴弹的是西洋曲子，欢快，跳跃，和这个房间里的沉重，格格不入。
“我没有选择。”许久，沈砚之终于开口，声音干涩，“我在这个位置上，就要做这个位置该做的事。名单不是我定的，是上面定的。我能做的，只是在执行的时候，尽量...”
“尽量什么？”程振邦追问，“尽量温和？尽量体面？砚之，你还不明白吗？这不是温和不温和的事，是生死存亡的事。你今天裁他一个师，他忍了。明天裁他一个军，他也忍了。等他把兵裁完了，枪交出去了，袁世凯会怎么对他？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个道理，古往今来，什么时候变过？”
沈砚之何尝不明白。可他更明白，现在反抗，是死路一条。北洋几十万大军，装备精良，粮饷充足。南方的军队，加起来不过十几万，还分散在各省，互不统属。真打起来，是以卵击石。
“振邦，你听我说。”他坐直身子，看着程振邦的眼睛，“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袁世凯要裁军，就让他裁。但裁多少，怎么裁，可以谈。你的部队，可以争取少裁一些，或者，裁了之后，转到地方，做保安队，做警察，总之，把人和枪保住。只要人在，枪在，就还有希望。”
“希望？”程振邦苦笑，“什么希望？等袁世凯死了，等北洋垮了，等下一个英雄出来，重整河山？砚之，咱们等得起，老百姓等得起吗？你看看现在的中国，列强环伺，军阀割据，百姓流离。再等下去，国将不国！”
“那你想怎么样？”沈砚之也激动起来，“现在就反？就凭你那点骑兵，能打到北京？能推翻袁世凯？振邦，打仗不是儿戏。武昌起义，咱们死了多少人？南京光复，又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