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商事活动与契约规则，也被当时的典籍文献所记载印证，《周礼》中详细记录了市场管理官职的职能、契约订立的规范与交易纠纷的处理方式，成为研究中国早期合同与商事制度的核心典籍；而《尚书》《诗经》中也不乏对商贸往来、物资交易的描述，既体现了统治阶层对商业活动的规范与管控，也反映出民间对契约诚信的普遍认同。在这一阶段，官营商事组织占据绝对主导，私营商户处于从属地位，合同契约以官方规范为准则，王权与礼制成为制度执行的核心保障，不同社会阶层对商业与契约的认知，也始终围绕着国家治理与社会等级秩序展开，虽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却为春秋战国之后私营商业的崛起、秦汉契约法律的成熟，以及后世各类商事主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与文化基础。
春秋战国时代，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井田制瓦解、铁器牛耕推广引发生产力空前飞跃，加之各国变法图强、诸侯争霸对物资与财富的需求激增，彻底打破了夏商周以来“工商食官”的垄断格局，迎来了私营商业全面崛起、合同与商事制度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时期，商事主体形态、契约规范、经营模式都发生了颠覆性变革，成为中国古代商业制度走向成熟的关键转折点。
这一时期，官营商业依旧占据重要地位，各国为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纷纷设立官营作坊与商贸机构，专营盐、铁、粮食、兵器等战略物资，齐国的盐铁官营、楚国的铜矿官冶、秦国的粮草官运，都是典型代表，由朝廷委派官吏专职管理，制定严格的生产、调拨与售卖流程，内部形成层级分明的管理体系，契约多用于官府与工匠、运输者之间的劳务与物资约定，兼具行政指令与商业契约双重属性。而真正掀起商业变革浪潮的，是挣脱官府束缚、蓬勃发展的私营商事主体：既有走南闯北、从事长途贩运的行商，穿梭于齐、晋、楚、秦各国之间，倒卖丝绸、粮食、珠宝、土特产；也有扎根城池、开设店铺的坐贾，经营酒楼、客栈、杂货铺、手工作坊；更涌现出一批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商业家族，形成了早期的商业资本集团。
像春秋时期辅佐越王勾践的范蠡，辞官后泛舟五湖、经商致富，三次聚财又散财，成为后世商人敬仰的“商圣”；战国时期的吕不韦，以跨国贸易积累巨额财富，涉足粮食、珠宝、布匹等多领域经营，更是通过商业资本介入政治，成为私营商人影响力的极致体现；还有鲁国的子贡，身为孔子弟子，亦儒亦商，在曹、鲁之间经商，所到之处与诸侯分庭抗礼，开创了儒商先河。这些大商人已具备早期私营企业主的特征，他们组建商业团队、制定经营策略、划分业务分工，通过契约联结上下游商户、雇佣劳动力，建立起完整的商业运营体系，与小商小贩、个体手工业者形成了层次分明的私营商事主体格局。
伴随商事主体的多元化，合同契约制度也愈发完善、细化，彻底摆脱了西周单一的质剂、傅别形式，适配更复杂的商业活动，衍生出买卖契约、租赁契约、借贷契约、雇佣契约、合伙契约等多种类型。契约形式也从简单的刻契、简牍，发展为书写规范、条款完备的书面契约，明确标注签约双方姓名、交易标的、数量价格、履行期限、违约责任、担保人信息，甚至需加盖官府印章或邀请见证人签字，法律效力大幅提升。例如秦国律法中，对民间买卖、借贷契约的订立、履行与纠纷处理都有明确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就记载了大量商事契约案例，官府会依据契约条款裁决商业纠纷，违约者需承担赔偿、受罚等相应责任，让契约精神真正有了法律强制力作为保障。
同时，各国对商业与契约的管控理念也呈现多元化，既有管仲在齐国推行“重商政策”，设立专门市场管理机构，规范商业秩序、保护商人权益，推动齐国成为中原商业中心；也有秦国推行商鞅变法，实施“重农抑商”政策，严格管控商人活动与商品交易，将商业纳入国家耕战体系之中。而社会各阶层对商业的认知也发生巨变，不再将商业视为末流，贵族官僚参与经商、士人投身商业的现象屡见不鲜，普通百姓更是将契约诚信作为日常交易的基本准则，《论语》《墨子》《管子》等诸子百家典籍中，也纷纷围绕商业伦理、契约诚信、经济治理展开论述，提出了“义利兼顾”“诚信为本”等商业思想，为这一时期的合同与商事制度发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
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变革与制度创新，彻底重塑了中国古代商事发展格局，私营商业从依附走向独立，契约制度从粗放走向精细，经营模式从单一走向多元，不仅推动了当时各国的经济交流与社会发展，更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官私并存、多元发展的商业体系基础，为秦汉时期全国统一的契约法律、更成熟的商事组织形成，铺平了道路。
秦两汉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的建立，让全国性的商业规范、契约律法与商事主体体系正式成型，彻底终结了春秋战国诸侯割据的商业乱象，实现了合同与企业制度的标准化、统一化发展。
秦朝一统天下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与货币，为商业往来与契约订立扫清了制度障碍。朝廷大力强化官营垄断，设立盐铁官、工室等机构，专营盐铁、兵器、铸币等核心产业，官营作坊规模庞大、分工极细，实行严格的劳务雇佣、生产考核与物资调拨契约，以律法强制约束生产与交易流程。同时，秦朝将商事契约全面纳入法治框架，《睡虎地秦简》《岳麓秦简》中明确规定，买卖、借贷、租赁、雇佣等各类契约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标注双方信息、标的、权责与违约责罚，官府依法受理契约纠纷，严惩违约欺诈行为，让合同具备了绝对的法律强制力。民间私营商业虽受重农抑商政策压制，但个体商贩、小手工业作坊依旧广泛存在，交易均需遵循官方统一契约规范，彻底告别了此前随意的口头约定。
两汉四百年间，社会稳定、经济复苏，商业发展迎来繁荣期，商事主体格局愈发完善。官营体系进一步扩张，汉武帝时期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榷等政策，设立专属官署与经营机构，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官营商业网络，成为封建国家掌控经济命脉的核心载体。私营商业则突破桎梏，迎来长足发展，不仅遍布城乡的小商贩、家庭手工作坊数量激增，更涌现出大批经营盐铁、粮食、丝绸、贩运贸易的富商大贾与大型民营作坊，形成了早期的民营商业实体，部分富商甚至拥有庞大的经营团队与跨区域产业，具备了早期企业的运营形态。
汉代契约制度愈发成熟完备，契约形式规范统一，材质以竹简、木牍、缣帛为主，条款详尽周密，买卖、借贷、合伙、租佃、雇佣等各类契约分工明确，还出现了担保人、见证人、契约公证等配套机制，民间流传的“券书”“契券”已和现代合同核心框架高度接近。同时，汉朝形成了完整的商业监管体系，各级官府设市令、市长管理市场，核定物价、稽查契约、维护秩序，律法对商业经营、契约履行的规定更为细致。
。这一时期，合同与商事制度完全适配大一统王朝的发展需求，官营主导、民营补充的格局彻底稳固，契约规范化、商事组织化程度大幅提升，为后世封建王朝商业制度的发展奠定了成熟模板，也让中国古代合同与企业制度走向了第一个成熟高峰。
随后不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政权割据、战乱频仍打破了秦汉大一统的商业秩序，合同与商事制度在动荡中曲折发展，呈现出官营衰败、民营变通、契约本土化与宗教化交织的独特面貌，虽历经波折却始终未曾中断，为隋唐商业重启繁荣积蓄了制度内核。
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火连绵，全国性统一市场彻底瓦解，秦汉时期完备的官营商业体系大幅萎缩，仅存的官营作坊、官营商贸多服务于皇室、军队与官僚集团，以生产兵器、宫廷用品、军需物资为主，经营规模与管控力度远不及两汉，且因战乱频繁，官营商事契约多与军需调拨、徭役征发绑定，更具强制性与临时性。
与之相对，民间私营商事主体为适应乱世，不断调整经营模式，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北方战乱导致大批士族、商人南迁，推动江南地区商业逐步兴起，城乡间的集市、草市大量涌现，个体商贩、家庭手工业作坊、区域性商帮成为商业主流；北方则依托坞堡经济，形成了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庄园式商事组织，庄园内集生产、商贸、借贷于一体，内部形成闭环的经营与契约体系。同时，受战乱、人口迁徙影响，跨区域的长途贩运贸易转向小众、高利润的珠宝、丝绸、药材等品类，商人多依托宗族、同乡结成商业同盟，以此抵御战乱与苛政风险。
合同契约制度在这一时期更趋精细化、世俗化，成为乱世维系商业往来的核心纽带。契约形式延续汉代简牍、缣帛制式，条款愈发周全，除常规的买卖、租赁、借贷、雇佣契约外，因土地兼并加剧，土地买卖、田产租佃契约成为主流，且普遍增加了战乱免责、产权担保、违约责任细化等特殊条款。受士族门阀与佛教、道教影响，契约签订常邀请世家名士、寺院道观长老作为见证人，部分寺院甚至开展典当、借贷业务，形成了宗教色彩的商事主体与契约规范。此外，各割据政权虽无统一商事律法，但均认可民间合法契约的效力，地方官府依旧依据契约裁决经济纠纷，契约诚信的社会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社会层面，长期战乱让统治阶层对商业的管控时松时紧，重农抑商政策有所松动，士族阶层参与经商成为普遍现象，社会对商人的歧视略有缓解。
而在隋唐之际，大一统王朝再度重建，社会安定、经济空前繁荣，丝绸之路全线贯通、大运河开通联通南北，此前三国两晋南北朝动荡中曲折延续的合同与商事制度，迎来了全面复兴与跨越式发展，步入中国古代商业文明与契约制度的鼎盛阶段，商事体系愈发完善成熟，影响远播海内外。
隋朝国祚虽短，却为商业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统一货币、度量衡，开凿大运河打通南北水运脉络，重建全国统一市场，恢复秦汉时期的商业管控体系，官营手工业与商贸重新崛起，民间契约也逐步回归规范统一，废除了乱世诸多变通条款，重拾严谨的法律约束，为唐代商业腾飞做好了铺垫。
步入盛唐，国力强盛、经贸往来四通八达，商事主体呈现出官私并举、内外兼修的繁荣格局。官营商业与手工业达到新高峰，朝廷设立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等专职机构，垄断高端手工业、铸币、盐业等关键产业，官营作坊分工精细、管理严苛，雇佣专业工匠，签订规范的劳务契约，生产、调拨、售卖全流程均有契约约束，运转体系极为完善。
民间私营商业更是空前兴盛，城市坊市制度完备，长安、洛阳、扬州、益州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市内店铺林立，涵盖酒楼、客栈、绸缎庄、珠宝行、杂货铺等各类业态，大型民营商行、家族商号大量涌现，形成规模化经营；乡村草市、集市日趋成熟，小农、小手工业者的民间交易极为活跃。同时，丝绸之路与海上贸易兴盛，大批西域、波斯、大食商人来华经商，形成了外商商事群体，中外贸易往来频繁，催生了跨境商贸主体。
这一时期的合同契约制度，在承袭秦汉、魏晋基础上愈发完备成熟，实现了规范化、专业化、多元化。契约形式以纸质文书为主，书写制式统一，条款详尽严谨，买卖、租佃、借贷、雇佣、合伙、质押、跨境贸易等各类契约分工明确，不仅标注双方信息、标的、价款、履行期限，还细化了违约赔偿、纠纷管辖、担保责任等内容，签订时需有保人、见证人签字画押，具备极强的法律效力。唐朝律法《唐律疏议》《唐六典》对契约订立、履行、违约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官府设立专门机构处理商事纠纷，全力保障契约效力，诚信立约、依约行事成为全社会普遍遵循的商业准则。
此外，隋唐还形成了完善的商业监管与行业规范，民间自发形成商行、行会，统筹行业经营、规范定价、协调纠纷，成为连接商户与官府的桥梁，是后世商会、行业协会的雏形。从皇室贵族到平民百姓，全社
隋唐时期成熟的合同体系与商事组织制度，不仅支撑起盛世经贸繁荣，更形成了完备的封建商业制度范式，为后续宋元时期商业进一步发展、商事制度持续革新，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制度与文化遗产。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中原分裂割据、政权更迭频繁，战火连绵、民生凋敝，隋唐盛世建立起来的商业格局与契约规范遭受冲击，全国统一市场瓦解，官营商事体系崩解，合同订立与企业商户制度被迫进入收缩、变通与局部自保的特殊阶段。
这一时期，各路藩镇割据自立，赋税苛重、关卡林立，南北交通受阻，跨区域大宗贸易大幅萎缩。。传统官营手工业和官营商贸机构大多废弛，仅割据政权为军需、宫廷所需，保留小规模作坊，生产兵器、织物与御用器物，经营方式趋于封闭化、军事化，契约多依附行政指令，制式简陋、权责粗放，不再具备隋唐时期完备严谨的法律范式。
民间私营商户与各类商事主体在乱世夹缝中艰难存续，多退守地方州县、乡野集镇，以小本经营、短途交易为主，大型商行、跨地域商帮纷纷解散或收缩规模。为规避战乱、苛税与掠夺，商户多依托宗族、乡里与地方豪强结成自保型经营群体，内部以口头约定与简易书面契约维系合伙经营、物资互助与利益分配，交易范围局限于本地及周边区域。
合同条款订立趋于简化实用，不再讲究隋唐时期规整的文书格式与完备条款，多以简纸随手书写，内容以田宅买卖、土地租佃、粮食交易、小额借贷为主，普遍由地方乡绅、乡里耆老充当见证人与担保人，各地官府律法形同虚设，契约效力更多依靠社会习俗、乡里信誉与地方豪强势力维系。《五代会要》中亦收录当时民间田宅契约、商贸借贷的相关惯例记载，可见乱世之中民间契约仍在自发沿用。
各地割据政权自顾不暇，无暇建立统一商事监管体系，对商户经营、合同订立多采取放任或重税盘剥的态度，少有系统性律法约束与监督机制。
这一时期，和平年代成熟的行业行会规范、商事治理秩序近乎停滞，士农工商各阶层对商业与契约制度的认知也趋于保守务实，只求交易稳妥、权责明晰、避祸自保。在天灾兵祸、政权频繁更替的动荡环境中，合同与企业商事制度虽整体倒退、形制简化，却并未彻底断裂，依旧以民间自发传承、乡里惯例维系的方式保留核心逻辑，在乱世中默默积淀存续，为之后两宋再度一统、商业与契约制度迎来全新鼎盛埋下了传承根基。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多民族政权并立与民族大交融的时代格局，推动合同与商事制度在传承中创新、在交融中互补，迎来了封建商事发展的又一次高峰，官私商事主体愈发多元，契约形式更加灵活完善，跨民族、跨区域商贸规则逐步成型，彻底打破了单一中原政权下的商业发展格局。
两宋时期，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商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