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强，将监察制度与军政治理、官吏选拔紧密结合，监察标准严苛、执行力度强硬，有效整肃了乱世吏治，北魏《职员令》、北齐《河清令》中均专门制定了监察官吏的相关条款。南朝政权则始终未能摆脱门阀士族的桎梏，监察机构松散无力，监察条例形同虚设，权贵阶层违法乱纪却难以被纠劾，监察制度完全失去约束权力的作用，加之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军事监察成为主流，朝廷频繁派遣监军随军监察，监督将领军纪、粮草调拨与军事行动，防范武将叛乱，成为这一时期监察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这一动荡时期，纠察监督制度的局限性被无限放大：监察效能完全依附于皇权强弱，门阀特权彻底破坏了监督公平性，乱世之中人治凌驾于法治之上，监察标准随政权更迭反复变动，难以形成稳定长效的监督机制。但即便如此，华夏民族传承已久的监督理念并未中断，史官依旧秉持实录精神，记录朝政得失与官吏善恶，《春秋》以来的直笔修史传统，在《宋书》《魏书》等断代史中得以延续；民间清议、百姓舆论也始终发挥着底层监督作用，成为评判官吏优劣、制衡权贵恶行的最后防线，这一理念也被《颜氏家训》《刘子》等魏晋南北朝诸子典籍所倡导，为后续隋唐结束分裂、重建大一统监察体系，保留了核心制度框架与宝贵治理经验。
而在隋唐之际，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动荡与制度沉淀，天下重归一统，社会经济快速复苏，中央集权再度强化，纠察监督制度也随之迎来重整、革新与鼎盛的全新历史阶段。隋唐两代在承袭前代监察内核、吸纳乱世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大刀阔斧整肃官制、厘定权责、完善律法典籍，构建起机构完备、分工细密、礼法并举、上下贯通的成熟监察体系，不仅成为维系大一统王朝吏治清明、规范中央与地方权力运行的重要支柱，更将中国古代纠察监督制度推向制度化、法典化的新高度，其规制范式亦被载入诸多官修正史与典章文献，为后世历朝所承袭效仿。
隋朝立国之后，鉴前朝门阀干政、监察虚化之弊，大刀阔斧改革官制与监察架构，废除乱世冗滥官制，重构中央专职监察体系。朝廷正式确立御史台为全国最高监察中枢，独立于行政、军事体系之外，设御史大夫为台长，下设治书侍御史、侍御史、殿内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属官，分层分职，分别执掌朝堂弹劾、宫廷纠察、地方巡按、司法覆核等事务，权责清晰、层级分明。同时隋朝精简地方建制，裁撤冗官冗吏，派遣监察御史巡行州县，常态化督查地方官吏履职、赋税征管、民生治理与冤狱讼案，严防地方官贪赃枉法、擅权自专。
及至大唐盛世，在隋制根基之上进一步扩容细化、臻于完备，形成御史台三院分立的经典格局，即台院、殿院、察院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台院掌纠劾中央百官、参议朝政得失；殿院掌朝仪风纪、宫廷礼法与朝堂秩序监察；察院专设监察御史，分道巡按全国州县，以巡察规制督查地方吏治、赈济救灾、刑狱审理、官吏考课，形成自上而下、覆盖全域的监督网络。唐代还完善谏官制度，设立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补阙、拾遗等职，专职规谏帝王过失、封驳朝廷诏令、评议政策利弊，形成御史察百官、谏官规君上的双向监督格局，既制衡臣下权力，亦有限约束皇权独断，并且还有诸多广为人知的代表典故。与此同时，唐代颁行《唐律疏议》《大唐六典》，以国家根本典章明确监察官的任职资格、巡察权限、纠举程序与奖惩准则，将纠察监督完全纳入礼法与制度框架，有制可依、有律可守。
隋唐时期，太平盛世与灾荒战乱交替出现，纠察监督的力度与方式亦随之灵活调适。盛世之时重在常态化巡察、整肃吏治、防范懈怠贪腐；天灾水旱、民乱四起之际，则加重监察官员巡查赈灾物资发放、地方官吏救灾履职，严查克扣赈粮、瞒报灾情、漠视民瘼等行为，以监察保障民生安定、稳固统治根基。同时，这一时期士大夫阶层大兴治世议政之风，《贞观政要》《群书治要》等典籍，集中收录君臣关于吏治监察、纳谏纠错、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将纠察监督、自省自纠、倾听民意视为治国安邦的要务。
此外，隋唐依旧延续历代民意清议、史官直笔的传统，民间舆论、乡闾评价成为考评地方官吏的重要参照，史馆秉笔直书当朝政务得失、官吏善恶，以史制官、以史垂戒，与官方监察制度互为补充。虽隋唐监察仍依附于封建皇权，存在人治干预法治、权贵易避追责的固有局限，但整体制度设计之完备、分工之精细、典籍规制之完善，均达到中古时代的巅峰水准，不仅奠定了此后宋元明清各代纠察监督制度的基本范式，也极大丰富了中华政治文明中权力制衡、吏治整肃的治理智慧。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中原板荡、江山割裂，王朝更迭频繁如轮转，藩镇割据势力强势崛起，武人干政、权臣擅权成为时代常态，隋唐时期构建完备、运行有序的大一统纠察监督体系再度遭受严重拆解与崩坏，原有规整的监察礼制与官制秩序被战火与乱政冲得支离破碎，只能在割据政权的夹缝之中艰难存续、勉强维系。
彼时中原五代相继而立，前后历经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王朝，君主多由藩镇将帅夺权上位，重军功而轻文治，重武力管控而轻制度约束，传统御史台监察架构虽名义上仍旧保留，却大多形同虚设、职权旁落。监察官员难以独立行使弹劾纠举之权，往往受制于权臣藩镇，不敢弹劾勋贵武将，更无力整肃军中贪腐与地方吏治，朝堂之上法度松弛、赏罚无序，监察制度失去固有的权威性与约束力。相关官制流变与监察废置情形，在《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及《五代会要》中均有明确记载，如实记录了这一时期监察体系衰败失序的历史实况。
而在南北十国割据政权之中，各国疆域狭小、自保求存，国情各异、治制参差，纠察监督呈现出散乱多元、各自为政的状态。江南吴越、南唐等政权偏安一隅，尚能局部承袭隋唐监察旧制，保留御史与谏官建制，适度整肃境内吏治、安抚民生，依托礼法约束官吏行为，维持一方相对安稳的治理秩序；而地处中原边缘的割据小国，大多军政府色彩浓厚，以军法代替国法，以将帅意志取代监察规制，专职监察官职或裁撤、或闲置，官吏任免赏罚全凭当权者个人好恶，贪腐横行、吏治荒废，民间疾苦无人过问，监察制衡功能近乎完全丧失。
这一乱世阶段，门阀士族彻底衰落，武人集团掌控军政大权，原有自上而下的层级监察网络彻底断裂，中央无力约束藩镇，地方官吏肆意妄为，上计考课、巡按巡察等传统监督制度尽数废弃。太平盛世所奉行的依规监察、以德考绩、以律惩贪的治理模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军权凌驾监察、人情凌驾法度的混乱格局。唯有少数有识君臣仍坚守治道本心，秉持监察自省、纳谏纠错的传统理念，一些文人着述如《北梦琐言》《容斋随笔》相关篇目，也从史论角度反思五代监察废弛、吏治败坏的深层缘由，针砭时弊、总结得失。
与此同时，民间清议、乡评舆论依旧坚守底层监督底线，百姓以口碑评判官吏善恶，以世道人心评判朝政得失，史官亦坚守直笔传统，如实记录乱世政权更迭、官吏贪廉与制度兴废，为后世王朝复盘五代乱象、重整监察体系、重构纠察监督制度，留下了深刻的历史镜鉴与宝贵的治理教训。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结束了五代十国四分五裂、武人乱政的动荡格局，多民族政权并立共存，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彼此交流、相互借鉴，中国古代纠察监督制度在承袭隋唐旧制的基础上再度革新发展、兼容并蓄，既延续了华夏传统监察礼法，又融入了少数民族政权特有的治理模式，形成多制并存、相互借鉴、体系细化、权责更密的全新监察格局，各类典章史籍亦对这一时期监察建制、官制沿革与治政得失多有载录。
两宋立国之初，吸取五代藩镇割据、监察废弛的历史教训，极力崇文抑武、强化中央集权，对纠察监督制度进行深度重构与精细完善。宋代沿袭唐制保留御史台，又独创谏院建制，使御史主弹劾百官、谏官主规谏君过，台谏合一、相互联动，形成空前强大的监察制衡力量。中央层面设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分掌朝堂风纪、官吏纠劾、司法监察与政务评议；地方则设立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安抚使、提举常平司等监司官，层层巡察州县，督查官吏履职、审核赋税钱粮、监察刑狱冤案、整肃地方豪强，构建起覆盖州县、层层设防的地方监察网络。宋代还完善官吏考课制度与监察回避制度，严控权贵徇私、官员结党，监察职权之广、制度之细，远超前代。
与两宋并立的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主中原、经略北方的过程中，主动吸纳中原汉制监察文明，同时保留本民族传统监督习俗，形成蕃汉二元并行的监察模式。辽国南北面官制度下，既沿用中原御史台建制监察汉官吏治，又设部族官、巡检官监督部落贵族与地方军政，兼顾游牧部族治理与州县汉地管控；西夏参照唐宋官制设立御史、谏官，整肃朝堂吏治与宗室权贵，以律法约束官吏行为；金国仿宋改制，设立御史台与按察司，中央纠察朝臣、地方巡行州县，严厉打击贪腐渎职与豪门干政，汉化程度最深，监察制度也最为完备。《辽史》《金史》《西夏书事》等史料，详实留存了少数民族政权吸纳中原监察制度、本土化改造演变的历史轨迹。
及至元朝大一统时代，疆域空前辽阔，民族成分繁杂，治理格局更为宏大，纠察监督制度在整合辽金宋旧制之上再度扩容改制。元朝废除传统三省架构，以中书省总揽行政，独留御史台作为独立最高监察机构，地位与中书省、枢密院鼎足而立，权势极重；又创设行御史台与诸道肃政廉访司，从中央到地方构建起多层级、跨地域的垂直监察体系，巡察范围覆盖全国各行省，负责纠劾官吏贪廉、核查钱粮出纳、监管驿站军务、体察民间疾苦。元朝监察既管控汉地州县官吏，也约束蒙古贵族、色目权贵，试图以监察制衡特权阶层、稳固大一统统治。
纵观整个辽宋夏金元时期，纠察监督制度既有中原王朝一脉相承的礼法根基与制度传承，又有多民族文明交融带来的创新变革；既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力度，又完善了台谏制衡、层级巡察、法典规制的治理逻辑。虽仍摆脱不了封建皇权人治束缚，存在权臣干政、民族特权干扰监察公正等局限，但这一时期形成的多元监察架构、细密巡察机制与多民族共治监督理念，进一步丰富了中华监察政治文明内涵，也为后世明清两代监察制度的高度成熟与集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与历史范式。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走向顶峰，中国古代纠察监督制度也历经颠覆性重构，彻底整合前代制度精髓，摒弃冗余建制，形成高度集权、体系严密、权责专一、覆盖无遗的终极监察模式，将古代权力监督体系推向极致，其制度之严密、管控之全面、执行之严苛，远超以往历代，相关规制也被完整载入官修典籍，成为封建监察制度的集大成者。
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汲取历朝吏治腐败、监察松弛的教训，立志重典治吏、强化皇权，对监察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中央，正式废除隋唐以来的御史台，设立都察院作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总揽监察大权，设左、右都御史为最高长官，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又分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分工监察中央百官与全国各地官吏。都察院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直接听命于皇帝，拥有弹劾百官、巡察地方、督查政务、审核刑狱、举荐纠斥官吏的全权，权势显赫。同时，明朝独创六科给事中制度，针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对口设立六科，专职监察六部各项行政事务，封驳诏令、弹劾部臣、核查政务，与都察院形成双重监察制衡，合称“科道”。在地方，朝廷定期派遣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四方，监察地方督抚、布政使、按察使及州县官吏，小事立断、大事奏裁，权威极重；又设提刑按察使司，作为地方常设监察机构，执掌一省司法与监察，构建起中央与地方无缝衔接的监察网络。朱元璋还颁行《大明律》《大诰》，以严刑峻法保障监察实施，严惩贪腐渎职，明代
清朝入主中原后，全面承袭明朝监察制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集权整合，消除冗余、统一权责，让监察体系更加精简高效。清代保留都察院为最高监察机构，废除六科给事中，将其职能并入都察院，实现科道合一，彻底结束双轨监察，让监察权力高度集中，杜绝相互推诿掣肘。都察院下设十五道监察御史（后增至二十道），全面覆盖全国各省，专职巡按监察、纠劾不法；地方仍设按察使司，配合中央监察，同时强化对边疆地区、八旗贵族与地方督抚的监察力度，严防宗室、旗人贵族特权凌驾于法度之上，弥补了前代民族特权干扰监察的弊端。清代还完善监察官员选拔、考核与回避制度，严控御史任职资格，要求监察官员品行刚正、学识渊博、不避权贵，确保监察履职公正。
明清两代的纠察监督制度，彻底消除了此前门阀、藩镇、民族特权对监察的干扰，实现了皇权掌控下监察权的高度统一，监察网络覆盖朝堂、地方、边疆，渗透到行政、司法、军事、财政等各个领域，成为维系封建王朝统治、规范权力运行、整肃官场风气的核心利器。但与此同时，高度依附于皇权的监察体系，也暴露出极致的局限性：监察完全以维护皇权为核心，沦为君主专制的工具，难以真正实现对皇权的监督约束；后期皇权衰弱、官场腐败，监察官员或沦为党争工具，或徇私枉法，监察效能逐步崩塌。即便如此，明清两代严密、成熟、系统化的监察制度，依旧是中国古代纠察监督文明的巅峰，其制度设计、监督理念与治理经验，为后世监察体系的发展，留下了极为厚重的历史参考与深刻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