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冶金研究所的函，是盖着红章的正式公函。
函件不长，措辞很客气，客气得像一把包着绸子的钳子：我所离退休人员林衍之同志在贵企业开展的串级逆流萃取工艺研究，其技术雏形系我所立项课题，依据国家有关职务技术成果的规定，该成果的权属界定，我所拟与贵企业协商处理。望复。
炜杰把这页纸看了三遍，递给对面的林衍之。
老爷子摆摆手：“看过了，抄送我的那份，比你的还早到半天。”
“您怎么想？”
林衍之坐在沙发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半天，叹了口气：“我在所里干了三十四年。七七级的大学生进所，都是我手把手带出来的。这个萃取工艺的思路，是我在所里的最后五年琢磨出来的——所里给的立项经费，一共八千块，我领了四千，剩下的，课题下马的时候退回去了。”
“下马？”炜杰捕捉到了这个词。
“下马了。”林衍之的眼镜片后面，目光很平，“八七年，所里调整方向，我这个课题被砍了。理由是工业应用前景不明确。我不服气，写了三份补充论证，递上去，石沉大海。第二年，我办了退休。”
“后来呢？”
“后来，我把笔记带回了家。”老爷子的声音慢下来，“所里的设备、材料，我一样没动，我脑子里的东西，是我自己的。在你这儿，从实验室到中试再到车间，工艺是重新做起来的——跟所里那八千块的雏形，早就不是一个东西了。”
炜杰点点头，又问：“当年砍课题的决定，是谁做的？”
林衍之沉默了。
车间的机器声隔着窗户传进来，嗡嗡的，像远处的水流。
“所务会集体定的。”老爷子最后说，“流程上，挑不出毛病。”
“我问的不是流程。”炜杰看着他，“我问的是人。”
林衍之的手在膝盖上动了动。这位一辈子跟烧杯、萃取槽打交道的老人，不擅长谈人。他避开炜杰的目光：“炜杰，这事儿……要不就算了吧。工艺给所里一部分权属，挂个名，或者付一笔使用费，都行。我一个退休老头子，要名分干什么？我只想看着这套工艺在车间里转。”
“不行。”
炜杰的回答只有两个字，斩钉截铁。
老爷子愣住了。
“林工，我问您三件事。”炜杰伸出一根手指，“第一，工艺的核心参数，是在延中的车间里定型的，对吗？”
“对。”
“第二，中试烧掉的几十万经费，是延中出的，对吗？”
“对。”
“第三——”炜杰的声音放缓了，“退休那天，所里有没有人跟您签过任何关于这个课题的交接或者保密文件？”
“没有。”林衍之摇头，“课题下马的时候，档案封存，我去档案室办的手续，领走的是我自己的实验笔记。所里的东西，一页纸都没带。”
“那就行了。”炜杰站起来，走到窗前，“权属的事，法理上我们站得住。现在的问题不是法理——是人家为什么挑这个时候来函。”
他转过身：“林工，咱们厂上个月刚发了储量公告，股价红了一周，全省都知道延中的萃取车间是下金蛋的鸡。这个节骨眼上，一封协商权属的函就到了。您不觉得，这时候挑得太准了吗？”
林衍之的眉头慢慢皱起来：“你是说……”
“我说不好。”炜杰摇头，“但我这两年学乖了——凡是挑得准的事，背后多半有挑事的人。”
……
查证的事，交给夏瑾去做，比交给谁都快。
省报的记者证在科研院所系统里好使得很。五天后，夏瑾的电话打到了延中办公室，开门见山：“两件事，一好一坏，先听哪个？”
“坏的。”
“所里现在管事的所长，叫孔繁礼，去年刚上任。”夏瑾的声音透过电话线，清清冷冷，“我查了所志，又找了两个退休老人聊——八七年砍掉林衍之课题的那次所务会，主持人就是时任副所长孔繁礼。课题下马后第二年，所里发了一篇综述，讲逆流萃取的技术路线，署名第一位，孔繁礼。”
炜杰握着话筒，眼神沉下来：“综述的内容……”
“我请省城大学的教授比对了。”夏瑾说，“技术路线的框架，跟林衍之当年的立项报告，一脉相承。当然，综述写得巧，没有一句照抄，明面上告不了他什么。但是炜杰，你懂这意味着什么吗？”
“懂。”炜杰缓缓地说，“砍人课题的人，把课题的思路，变成了自己的学术资本，如今这套思路在延中的车间里下出了金蛋，他又回来主张权属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好消息呢？”炜杰问。
“好消息是，孔繁礼当年砍课题，砍得太急，留下了一个破绽。”夏瑾的声音里透出一点笑意，“八七年课题下马，档案封存——封存手续是林衍之办的，对吧？我托人查了所里的档案登记册。你猜怎么着？封存那年年底，那盒档案被人借阅过一次，借期三个月。借阅人签字：孔繁礼。”
“借阅时间，比他那篇综述的投稿时间，早了七个月。”
办公室里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的走针声。
“夏瑾。”炜杰开口，声音很稳，“这份借阅登记，能拿到复印件吗？”
“正规渠道拿不到，所里不会给。”夏瑾顿了顿，“但是登记册的管理员师傅，在所里干了三十年，是看着林衍之从青年干到白头的。她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林工是好人，好人不该被人骑一辈子。复印件，她已经准备好了。”
……
三天后，一封挂号信从延中寄出，收件人是省冶金研究所党委，抄送省科委办公厅。
信里没有指责，没有控诉，只有三样东西：一份关于串级逆流萃取工艺权属的正式答复函，逐条列明工艺定型的时间、地点、经费来源和参与人员，一份林衍之当年课题下马、档案封存的全部手续说明，以及——一份善意得体的提醒：经了解，该课题封存档案曾于八七年十二月被人借阅三个月，借阅人与次年某篇综述的第一作者系同一人。为避免不必要的误会，建议贵所先行内部核查。
信的末尾，是炜杰亲笔加的一行字：
“延中历来敬重科研单位，也敬重每一位科研工作者。我们随时欢迎贵所派员来车间，看工艺，看记录，看台账——一切摊在明处，自有公道。”
信寄出去的第五天，研究所来了复函。这一次，函件的字数只有上次的三分之一，措辞从“拟协商处理”变成了“经我所初步核查，将依规进一步了解情况”。
又过了一周，省科委组织了一场技术成果权属的专家论证会。林衍之坐在答辩席上，没带稿子，从七九年的第一组实验数据讲起，讲到下马，讲到退休，讲到延中车间里那七百多个日夜的参数记录。讲到最后，老爷子从随身的布包里取出一截粉笔头，放在桌上。
“这是我在延中车间黑板上写断的粉笔。”他说，“我留着它，是想提醒自己——我这辈子的东西，不在档案盒里，在这儿。”
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
论证会的结果，没有当场公布。
但散会的时候，专家组组长、一位满头白发的院士，专门走过来跟林衍之握了握手，说了一句话：“老林，你的工艺，我在评审材料里看了三遍。好工艺。”
老爷子回厂的路上，一路没说话，就是攥着那截断粉笔，看着窗外。
车到厂门口，他忽然开口：“炜杰，论证结果要是下来了，工艺确权到我个人，我把它无偿转给延中。”
“林工——”
“你听我说完。”老爷子摆摆手，“无偿，但有条件。第一条，延中设一个基金，专门资助那些被下马、被封存、被借走的课题——全国像八七年的我那样的老头子，多得是。第二条——”
他转过头，眼睛里有一种炜杰从未见过的光：
“这条工艺的每一步改进记录，车间里的每一块黑板，都不许擦。我要让所有人都看见，一笔好账，是怎么一笔一笔写出来的。”
炜杰还没答话，办公室的小年轻从传达室飞跑出来，手里举着一份电报，气喘吁吁：
“杰总！香港！香港来的加急电报！”
电报纸在秋风里哗哗作响。炜杰接过来，展开，上面只有短短两行——
“炜先生钧鉴：霍禹约您下月初七，香港浅水湾一晤。事关南方，务请拨冗。”
落款没有署名，只有一个电话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