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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面包房的故事(1)

    我们面包房五个人,班长刘小义,江苏常洲兵;另一个和我一样,随军家属,东北人,场站于副站长老伴,张嫂;另两个是刚入伍的兵,一个程华,安徽蚌埠的,部队高干子弟,爸爸是一个军的后勤部长;一个马小波,唐山人,孤儿,父母和弟弟在唐山地震中死啦。

    我呢,辛炜,听起来男人名子似的,在家时,姐妹们都说这炜字不适合女人叫,不如兰呀霞呀英呀芬呀芳呀妮呀芹呀娥呀的字顺耳。

    名字是祖父起的,民国二十一年,他在保定一所师范当过教师,他说这‘炜’字代表光明,我喜欢。

    我是去年春天随军来的部队。

    每天早五点,刘班长带着两个兵早早到面包房去合面,照顾我和张嫂不用起早,八点按时上班打扫卫生就行。

    十点左右,面在几个大瓷盆中发好后,把发面放到大面案上,我们便开始揉面包。

    马小波飞刀切面块并过秤,然后扔到我们面前,我们四人各居面案一角,双手娴熟地揉面团,并把揉好的面团摆放进烤盘里,然后将烤盘放进温室的架子上。

    等面团发满烤盘后再在上面刷层蛋液,推进远红外线烤箱里,二十分钟便能烤出喷香的面包来。

    面包烤完后,我负责点数装箱并记帐,然后出售。

    下午临下班前,刘班长用啤酒花熬水烫面,做明天的发面引子。这样,我们一天的活就干完了。

    有时我们也烤糕点;八月十五仲秋节做月饼,正月十五做元宵。

    最忙的时候是元旦和春节,要提前半个月烤面包和糕点,不然就完不成任务。

    这时候人手不够,就找些没活干的随军家属或临时来队家属们帮忙。

    我说这话时已经到了秋天,我们食品厂院子里的杨柳树、法国梧桐开始落叶、凋零。

    若是在我们柿子沟,就不同啦,这时节正是最美的时候,漫山遍野的树木五彩缤纷,远远望去象红黄相间的一片片火焰似的。

    结满柿子的柿树金灿灿地点缀其间,远远能闻到柿子熟透的醇香。我很想家乡的柿子啦。

    这天下班回家,我对龙儿他爸说:“老张,我想柿子吃啦。”

    “赶明我到县城给你买几斤来。”

    “我想吃咱家的柿子,这里的柿子哪能赶上咱柿子沟的柿子好吃。”我说。

    喔,忘了介绍,龙儿他爸就是我丈夫张德军,原先是飞行员,后来身体不行被淘汰了,在农场当了几年副场长。

    成立食品厂后,一纸调令又把他调到这里当厂长,由副连职提为正连职。

    他当飞行员时,按规定我和他一结婚就能从农村随军出来,可是,我是民办教师,舍不得离开山沟里那些孩子们,便没随军。

    至到老张调到这里当了厂长后,在他一个劲劝说下我才随了军,分了一套两居室楼房,还成了大集体工人。

    家乡姐妹们眼热的不行,来信说我有福气,既是军官太太又是大工人,我心里美滋滋,热乎乎的。

    这天,我收到一封家信,信封上写着歪歪扭扭的字迹,我忙打开信:

    辛老师您好:

    春兰老师走了,学校停了课。学校停课后,爹让我跟他学木匠。既然上不了学,只能这样啦,代我向叔和小龙问好。

    学生:岩柱

    收到岩柱信的这一天,我打不起精神来,下班后懒得做饭,躺在床上感到空空落落的。

    老张下班回来以为我病了,把那大手搁我额头上试了试,并要给我量体温,我说没病,嗔怪地剜了他一眼,把他推到了一边。

    他看了眼桌上的信,没说什么。

    抽了会闷烟,下厨房做饭去了。

    我心里过意不去,作为妻子,结婚这些年我欠他太多,要不是为了补偿欠他的感情债,尽一个妻子的责任,我也不会随军来部队的。

    我和老张青梅竹马,高中毕业那年,我考师范落了榜,他却验上了飞行员。

    同学们炸开了锅,说他不会再和我好啦。

    我伤心地躲没人处哭,并跑到了姥姥家。

    谁知他竟翻山越岭找了去:“你怎么躲我?”

    “你就是大飞行员啦,我怕……”

    “我又不吃你,你怕啥?明天去送我吧,我们从县城坐火车走。”他的目光真诚、恳切。

    我望着他无言以对,他上前握住我的手,握得生痛,我眼泪都出来了。

    第二天,我没去送他。

    可他到航校后,马上就给我来了信,信上发誓一辈子对我好,我不信,赌气不回信。

    这时候我在村上当了民办教师。

    可是,他还是一封封地给我来信,每次放假回家,他都到家里找我,我不理他,可心里总放不下他。

    这也许就是小说、电影里面说的那种‘爱情’吧。

    反正这种滋味既甜蜜又痛苦,好折磨人呀。

    他从航校毕业分到了作战部队某航空师后,几个首长的女儿都看上了他,他一点不动心。

    我们的感情经过这么些年的考验终于瓜熟蒂落。

    “妈妈,饭做好啦,爸爸让我请你去吃饭。”我那宝贝儿子,四岁的小龙趴在我耳边悄声说,打断了我美好回忆。

    “你爷儿俩先吃吧,妈不饿。”

    “我爸说,你不吃,我们爷儿俩也不吃。”儿子大人似地说。

    我被逗乐了,坐起来。

    老张腰系围裙冲我笑笑:“入席吧。”

    我笑着瞥了他一眼,坐到饭桌前。

    老张做了几样我爱吃的菜:肉片炒黄瓜,酸辣土豆丝,还做了个鸡蛋汤。

    可我没胃口,只吃了半碗米饭就搁了筷子。

    饭后我又躺到床上,老张收拾完打开电视,我说烦,他笑笑又把电视关上了,然后点上烟看起了书。

    他这人就这样,当你生气或不高兴的时,他一句温情的话没有,只会傻笑,抽烟,看书。

    我真恨他。

    直到晚上躺到床上他才说:“想那些学生了吧?”

    我转过身不去理他。

    “你和龙儿回去看看吧,”他仍在说:“小龙他姥姥身体不好,厂里忙我抽不出时间来回去,你就替我回去看看吧,我准你半个月假。”

    “面包房这么忙我怎么好请假?老张,你说怪不怪,接到岩柱的信,我心里好难受。”

    “你对他们有感情。”

    “按说,我离开柿子沟一年多了该淡忘啦。”

    “睡觉吧。”

    “你先睡吧。”

    老张响起了鼾声,他太疲劳了,白天,他一个作坊一个作坊转悠,了解生产情况,解决各种问题,晚上回到家里还要考虑厂里的生产和发展。

    最近,他带着个兵到外省考察了一下,为供应部队肉食鸡,他准备办个养鸡厂。

    工厂后院闲置着几十亩地可利用,部队还有几十名没活干的家属需要安置,部队农场有充足的饲料供应。

    这些有利条件增强了他办鸡厂的信心。

    他概算了一下,投资十几万元建鸡厂,当年就可以见成效,两年便可以收回全部投资。

    他已经给场站党委打了建鸡厂的报告。

    我的家乡在太行山的一条山沟里,我们村叫柿子沟,因为两边的山上长满了柿子树,每到秋天,那些火树焰枝般的柿子象红的海,烈的焰。

    可是这么美的山村却没有一所学校。

    农民的娃,只能翻山越岭到外乡去求学。

    有一年,一个小学生在放学路上被狼叼走啦。

    有些家长干脆不敢让孩子出外去求学。

    高中毕业回乡的我,看到这种现状后思绪万千,在得到支书张老伯的支持后,我把那间闲置的山神庙收拾出来,让队里木匠、瓦工,修了门窗,屋顶,打了简易课桌,去县城买了教材。

    于是,在一阵鞭炮声中,柿子沟有史以来第一所学校诞生了。

    我失落的教师梦终于在家乡的土地上圆了。

    从此,我成了这个一至五年级‘复试班’几十名学生,唯一的老师。

    这些学生挤在一起,前后两块黑板,往往是刚给一、二、三年级的学生提写完生字;又给四、五年级的学生讲课文,忙得不可开交。

    可我心里那份充实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

    我担任老师的这些年,每年初中的升学率都比别的村高。

    我还年年被公社评为优秀民办教师。

    结婚后,老张希望我也像别人妻子那样随军到部队,可我离不开柿子沟这些学生。

    结婚五年,我和老张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

    直到去年春天我才离开柿子沟随军来到了部队。自打老张从农场调到这里当了厂长后,他就一个劲去信让我随军,支书张老伯也动员我去,并说春兰愿意接我的班。

    我了解春兰,他是张老伯的女儿,和我当年一样,高中毕业没考上师范。

    她是那种充满活力,爱动爱笑,朴实纯洁的姑娘,她像我当年一样,对教师职业充满神圣的热爱。

    我找她谈了一次,从她那激动的话语和自信的眼神里,我打消了一切顾虑,终于下了随军到部队的决心。

    那一夜,我哭湿了枕头。

    可是没想到,才一年多时间,春兰就打了退堂鼓,这下可坑了那些渴望知识的孩子们啦。

    我的心像针扎样的痛。

    我翻身叹了口气,没有任何睡意。

    老张仍那么香甜地睡。

    我脑海中浮现着山村的人和事,特别是那些学生们。

    我觉得岩柱不能跟他爹去学木匠,才十几岁的孩子,正是求知的年龄,而且岩柱是渴望上学的。

    我脑海里还清晰地记着那天,我到教室向学生们告别,学生们簇拥着我送了一程又一程,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们撵回去。

    到了县城汽车站,我发现岩柱站在那里,他跑到我跟前说:“老师,我怕你不让我来送你,就一早来这里等着送你。”

    望着这个脸上蒙着黑垢,裤子上有补丁的十几岁的孩子,我的眼泪涮涮地淌了下来。

    “老师,你别哭,你走了以后,我们一定好好跟春兰老师学习。”

    听着这孩子虽稚气却大人似的话语,我的眼泪又一次止不住流下来。

    在开往部队的火车上,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岩柱命苦,三岁死了娘,七岁那年爹又给他找了后娘,第二年又给他添了个弟弟。

    有弟弟后,岩柱就不上学啦。

    我去找岩柱他爹,那个老实巴脚的汉子无言地看着我,叹了口气:“怪这孩子命苦,早早死了娘。自打有了他弟,他见他娘又看孩子又忙家务,就对我说,爹,我不上学啦,在家看弟弟。我觉得不上学也中,帮他妈看看弟弟,我在外面做活挣钱,等他长大了我教他学木匠手艺,也算我对得起他死去的娘啦。”

    “这不行,孩子不能没文化。”我坚定地说。

    我去找他后娘,他后娘和我姥娘一个村,刚死了男人,嫁了岩柱他爹。

    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说:“有了他弟弟他就不上学啦,我曾劝他去上学,他说,娘,上学念书没啥用,我爹不识字不一样挣钱。他既然不想上啦,我也没勉强他。”他后娘说完又忙着喂猪去啦。

    我问岩柱为什么不上学啦?他瞪眼看着我不语。床上的弟弟醒了,他赶紧跪到床前去哄弟弟,然后抱起弟弟来把尿,把完尿,又抱弟弟在屋里来回走。

    看着眼前的一切我哭了。

    回到家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么小的年纪失学太不应该啦。

    第二天我又到岩柱家让他回学校,可他仍是摇头,弟弟睡在床上,他蹲在地上洗尿布。

    他爹又出门做活去啦,后娘在院子里忙活那些鸡鸭猪狗。

    临走,我让他后娘再劝劝他还是让他回学校上学。

    他后娘点点头把我送出了大门。

    过了几天,他后娘把他送回了学校。

    有了龙儿后,我又带孩子又教书挺难的。

    山里做饭用烧柴,岩柱利用放假时间带领学生上山给我砍了一院子的柴,够我们娘儿俩烧几年的。他们还帮我到河里去挑水,我家水缸总是满的。

    去年岩柱在汽车站送我的时候说:“老师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了也当老师……”

    可是,现在……这一夜,我失眠啦。

    第二天我给岩柱写了封回信,劝他还是上学,不要去学木匠。另外我也给支书张老伯写了信,表示了我对春兰离校的关注和担忧。为了村里的孩子们,希望张老伯能尽快再找个老师来。

    两封信发出后,我的心才稍微平静了些。可是山村那群孩子们的影子总是在我眼前晃动。

    我开始盼信,告诉老张一有我的信赶紧拿给我。老张笑笑说:“春节回家一趟吧。”,我当然高兴,我很想吃家乡的柿子啦。

    程华内向,平时很少说话,只顾埋头干活。他喜欢学习,每天干活的空闲时间总要捧本书看。

    刘班长说:“他一回宿舍就趴到桌子上写东西,常常通宵达旦,夜猫子似的。有一次我问他写什么?他红了脸说写中学生活的长篇小说,他说心里有话要说,不吐不快。”

    我也是个文学爱好者,这一点连老张都不知道。我曾在县里的小报上发表过一篇描写柿子沟美景的散文。从那以后,由于教学和家务缠身再没拿起笔来。

    终于收到了岩柱的回信。他已经开始跟他爹学木匠去啦。张老伯也来了信,说正在务色老师,找了几个高中毕业生,他们都不愿教书,说宁愿下田种地也不愿当‘孩子王’。

    看了信,我心里不好受,我连夜给张老伯回信,我代表全村孩子们恳请他尽快找到老师,使学生们重新开课。晚上躺在床上我叹气,老张问我怎么啦?我便把张老伯来信的事告诉了他。

    他望着我的脸沉吟了一下说:“如果你不随军,也到不了这一步,山区孩子的教育确实成问题。”

    “要是我不走,说什么孩子们也不会停课。”

    “春节回去,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啦。”老张安慰我。

    “可眼前他们上不了学怎么办?”我不安地说。

    “你是不是想再回去?”老张用试探的口气问。

    我不置可否的望着他,然后缓缓地说:“这不可能,我总不能离开你和这个家吧。再说,我已经随军啦。睡觉吧。”我拉灭了灯。

    老张很快响起鼾声,我睁眼望着黝黑的天花板……

    第二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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