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十七分。
顾西东被烫醒。
不是形容词。
是真的烫——左肩贴着凌无问的额头，皮肤接触面温度像贴着热水袋。
他在黑暗中睁开眼，侧头看她。
窗外路灯的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她脸上切出一道窄长的亮痕。
她闭着眼，呼吸急促，嘴唇干燥起皮。眉心紧皱。
他伸手摸她额头。
烫。不是发烧那种烫，是皮肤下藏着火炉那种烫。
他翻过手背，用手背贴她脸颊——手背对温度更敏感。
还是烫。
他坐起来，打开床头灯。
灯光亮起瞬间，她眼皮颤动，嘴里含糊说了句话。
他俯下身，凑近听。
“冷。”
声音很轻。他看见她嘴唇在抖，不是冷得发抖，是高烧时肌肉不受控制的颤抖。
他从柜子里翻出体温枪。
对准额头，按下按钮。
39.8℃。
他把体温枪放回床头，用被子裹紧她。
被子太薄，是夏天用的空调被。
他站起来，从衣柜里翻出两件羽绒服，一件盖在她身上，一件垫在她脚下。
她还在抖。
他走进厨房，烧水。
电热水壶加热时发出嗡嗡声，在凌晨的寂静里被放大。
水开时蒸汽喷出来，扑在他脸上。
他倒了半杯开水，兑进半杯矿泉水，用手指试了试杯壁温度。
不烫，微温。
端回卧室。
她没在原来的位置。
她缩到床角，背抵着墙，膝盖蜷到胸口，整个人缩成球。
眼睛半睁，瞳孔涣散，没有聚焦在他身上。
“凌无问。”他蹲下来，平视她。
她没反应。
“凌无问。”他又叫了一遍。
她嘴唇动了一下。
他把水杯递到她唇边。
她没张嘴。
他用杯沿轻轻碰她下唇，温水渗进嘴角。
她吞咽。第一口，第二口，第三口。半杯水喂完，他把杯子放在地上。
她眼睛慢慢聚焦。
落在他脸上。
“顾……”她停住。
眉心皱起来。
不是痛苦，是努力回忆时那种紧绷。
“你叫什么？”
他看着她。
三秒。五秒。十秒。
“顾西东。”他说。
她重复了一遍：“顾西东。”
“是。”
她慢慢松开了蜷缩的身体。
膝盖放平，背离开墙壁。
他把她从床角扶回枕头边，重新盖好被子。
她眼睛还看着他。
“我刚才忘了。”她说。
“嗯。”
“忘了你名字。”
“现在记住了？”
她点头。
他坐在床边。
她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握住他手腕。
手心很烫，手指很凉。她抓得很紧，指甲掐进他皮肤。
“我哥在。”她说。
他没说话。
“刚才他站在门口。”她看向卧室门，
“穿蓝色运动服，就是2017年全锦赛那套。他说……”
她停住。
“说什么？”
“他说，你该走了。”
2
凌晨四点，体温升到40.1℃。
顾西东拨通急救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
他报出地址，对方问症状，他说高烧，意识模糊，有幻觉。
“既往病史？”
他停顿一秒。
“脑组织移植。”
电话那边安静了两秒。
接线员重复：“脑组织移植？”
“是。”
“病人姓名？”
“凌无问。”
接线员没再问。
救护车在十七分钟后到达。
楼下蹲守的记者被惊醒，闪光灯隔着车窗亮起。
顾西东抱着凌无问上车，她用被子裹着，眼睛闭着，嘴唇烧得干裂。
救护车启动时，他看见金杯车里的年轻记者举着手机，对着救护车拍。
3
朝阳医院急诊科。
走廊日光灯白得刺眼。
担架车滑轮轧过地砖，声音尖锐。护士小跑着推车，输液瓶在架子上摇晃。
顾西东被拦在抢救室门外。
门关上。
门上玻璃窗贴着磨砂膜，什么也看不见。他站在门口，手按在墙上。
墙很凉，白色涂料，有几道黑印子，是担架车推过时蹭的。
一个护士推门出来。
“家属？”
“是。”
“凌无问？”
“是。”
护士看他一眼，没再说话，快步走向护士站。
他站在原地。
三分钟后，另一个护士出来。手里拿着文件夹。
“签字。”
他接过笔，在指定位置签下名字。
笔是圆珠笔，出油不顺，他划了两遍才看清字迹。
“在外边等。”护士说。
门又关上。
4
一小时后，医生出来。
三十多岁，女，头发拢在帽子里，露出鬓角几根碎发。
口罩摘下来，脸上有压痕，眼睛下面有青黑色。
“凌无问家属？”
顾西东站起来。
医生看他一眼，没寒暄，直接说：
“移植脑组织与宿主免疫系统冲突加剧。目前体温40.3℃，白细胞计数异常，神经系统出现应激反应。”
顾西东听着。
“我联联系了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他们明天早上派专家过来会诊。目前用退烧药和激素控制症状，但治标不治本。”
“治本是什么？”
医生停顿。
“免疫抑制剂。大剂量，长期用。”
“有什么风险？”
“破坏自身免疫力。一次感冒，一次皮肤感染，一次普通的病毒入侵，都可能致命。”
走廊尽头，有人推着担架车经过。
车轮轧过地面，声音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
“还有别的选择吗？”顾西东问。
“有。”医生说，“不用免疫抑制剂，接受排异反应自然发展。”
“结果呢？”
“脑组织坏死，多器官衰竭，死亡。”
他站在原地。
医生等他问下一个问题。他没问。
医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白色，只有名字和电话。
“明天上午九点，宣武医院王主任会来。你可以和他谈。”
她转身推开门，走进抢救室。
门在他面前关上。
5
凌晨五点五十分。
抢救室门打开。
凌无问被推出来。她闭着眼，脸上没有血色，嘴唇干裂起皮。
左手臂上扎着留置针，输液管通向挂在担架车侧面的液体袋。
护士推着车往观察室走。
顾西东跟在旁边。
她的手放在被子外面，指尖苍白，指甲盖泛青。
他伸手握住。没用力，只是包住。
她没反应。
观察室是八人间。六张床有人。
最里面靠窗那张空着。护士把担架车推过去，和另一个人一起把她移到病床上。
床头摇高三十度。
被子盖到胸口。
护士调整输液速度，在床头挂上一块红色警示牌。
牌上写着：“免疫抑制——注意隔离”。
护士离开。
顾西东在床边椅子上坐下。
椅子是塑料的，灰色，四条腿不平，坐上去会晃。
窗外天快亮了。东边天空从黑变深蓝，深蓝变灰白。
住院楼对面是居民楼，阳台上晾着衣服。有人在阳台抽烟，烟头在晨光里亮起又暗下。
他转头看她。
她睁着眼睛。
不知什么时候睁开的。瞳孔对焦在他脸上，看了几秒。
“顾西东。”她说。
这次没忘。
“嗯。”
“几点了？”
“快六点。”
她慢慢转着眼睛，看天花板，看输液瓶，看床头那块红色警示牌。
“免疫抑制。”她念出来。
他没说话。
她视线移回他脸上。
“会死？”
他看着她。
“不会。”
她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嘴角肌肉短暂的抽动。
“你骗我。”
“没骗。”
她闭上眼睛。
输液管里的液体一滴一滴落下。
滴速很慢，数得清。一滴，两滴，三滴。四滴时她睁开眼。
“我刚才梦见我哥了。”她说。
“梦见他什么？”
“他没说话。就站着看我。穿蓝色运动服，就是2017年那套。我看他嘴唇动，想听他说什么，听不见。我走近一步，他退后一步。我再走近，他再退后。”
她停住。
“然后醒了。”
顾西东握紧她的手。
6
上午八点。
护士来换输液袋。
凌无问体温降到38.4℃。她清醒了，能自己喝水，能回答问题。护士问她名字，她说凌无问。
问她出生日期，她说1994年8月17日。问她现在在哪，她说医院。
护士在记录本上打勾。
“王主任九点到。”护士说，
“他是国内脑神经移植领域最好的专家。你们可以和他详细谈。”
护士离开。
凌无问看着天花板。
“你回去吧。”她说。
“不回。”
“楼下有记者。”
“让他们等。”
她转头看他。
他坐在那把不稳的塑料椅上，左腿伸直，右手握着她的手。
“你膝盖有伤。”她说。
“嗯。”
“椅子硬。”
“嗯。”
“你该回去休息。”
他没回答。
她看着输液袋里的液体一滴一滴落下。一滴，两滴，三滴。
“我可能会死。”她说。
他握紧她的手。
“可能不会。”
她没再说话。
窗外，太阳升起来了。
阳光从对面居民楼缝隙里漏过来，在病房地板上切出一道金黄色的窄条。
窄条慢慢移动，从门口移到床尾，从床尾移到她脚边。
她看着那道阳光。
“今天是好天气。”她说。
7
上午九点整。
王主任推门进来。
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金丝边眼镜，白大褂口袋里插着三支笔。
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医生，一个抱着病历夹，一个推着便携超声机。
“凌无问？”他走到床边。
“是。”
王主任拉过那把塑料椅，坐下。椅子晃了一下，他稳住，看着凌无问。
“你知道自己什么情况吗？”
“嵌合体不稳定期。”
“谁告诉你的？”
“之前的医生。”
王主任点头。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上面是她脑部CT影像。
他把纸举到她眼前。
“这是你昨天做的CT。”
她看着那张黑白图像。
大脑轮廓，灰质白质边界，脑室位置。她看不懂。
王主任指着图像上一个区域。
“这里是移植脑组织的位置。看到这些白色斑点了吗？”
她看。有白色的，细小的。
“那是免疫系统攻击留下的痕迹。”王主任说，“再发展下去，移植组织会坏死，引发颅内感染，多器官衰竭。”
她把目光从图像上移开。
落在他脸上。
“所以？”
“所以有两种选择。”王主任把CT图像放在床头柜上，
“第一，用免疫抑制剂。大剂量，长期用，可能终身用。能控制排异反应，但会摧毁自身免疫系统。”
他停顿。
“第二，不用。等排异反应自然发展，脑组织坏死，颅内感染，多器官衰竭。时间长短因人而异，一般三到六个月。”
凌无问看着天花板。
“用免疫抑制剂，”她说，“会怎样？”
王主任推了推眼镜。
“你会活下来。但任何一次感冒，任何一次皮肤破溃，任何一次病毒入侵，都可能要你的命。你需要终身隔离，不能去人多的地方，不能接触生病的人，不能吃没煮熟的食物，不能……”
“不能正常生活。”
“是。”
病房安静。
窗外有救护车声音。
越来越近，越来越响，然后停在大楼门口。担架车推过的声音，脚步奔跑的声音，有人在喊“让开”。
声音慢慢消失。
凌无问转头看顾西东。
他坐在那把椅子上，握着她的手。眼睛看着她，没说话。
她回看他。
三秒。五秒。十秒。
“你选。”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