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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引水还不够，耐旱的麦种才是根本。谢渊早有准备，从江南调运了十万斤耐旱的“金穗子”麦种，这是他前一年在江南任职时，亲自培育的新种，亩产比普通麦种高两成。他亲在田埂上示范播种，蹲在滚烫的田地里，手把手教农户“浅种深浇”之法：“种子埋一寸深就够了，浇水要浇透，这样才能扎根。”有个叫张老栓的农户，捧着麦种哭道：“谢大人，这要是再种不活，俺们全家就只能逃荒了。”谢渊拍着他的胸脯担保：“你放心，这麦种我在江南试过，耐旱耐涝，要是绝收，我谢渊以自己的俸禄赔你全年口粮，绝不食言！”为了让农户安心，他还奏请朝廷减免河南三年赋税，设立“农贷司”，借给农户耕牛、农具和种子钱，利息只收一成，还不上的可以用粮食抵扣。不少农户感动地说：“谢大人是把心都掏给我们了。”
天不负苦心人，秋收时节，河南的田野里金黄麦浪翻滚，风吹过，麦穗沙沙作响，像在唱丰收的歌。经农户实地丈量，亩产较往年增四成，不少田地都打了千斤粮。张老栓捧着饱满的麦穗，带着全家来谢谢渊，要把最好的新麦送给他。谢渊婉拒了，只从他手中接过一粒麦种，放在手心细细端详，麦种金黄饱满，带着阳光的温度。“我只要这一粒麦种作念想，”他笑着说，“这粒种子，是百姓的希望，比什么都珍贵。”他还在河南推广“稻麦轮作”的方法，春天种稻，秋天种麦，提高土地利用率；又修通灌溉水渠三十余里，水渠两旁种上白杨树，既固堤又遮阳。从此，河南从“十年九灾”的重灾区，变成了“年年丰收”的天下粮仓。当地百姓私下里都称他为“谢谷神”，家家户户都供起他的长生牌位，牌位上写着“谢公渊，救民于水火”。
编修官为了核实这段往事，特意千里迢迢赶赴河南，在开封府的一个小村落里，找到了当年受赠麦种的张老栓。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了，腿脚不太方便，听说编修官是来记录谢渊事迹的，当即让孙子搬出一个旧陶罐。陶罐上刻着歪歪扭扭的“谢公种”三字，是老人用烧红的铁针一笔一划烫上去的，罐口用浸过桐油的棉纸封得严严实实。老人打开陶罐，里面是几十粒保存完好的“金穗子”种子，依旧金黄饱满。“这是谢大人给的‘救命种’，俺们世世代代传着，每年都留几粒，”老人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泪光，“没有谢大人，就没有俺们张家的今天。”萧燊见此记述，忆起《河南农政录》中谢渊“农稳则国安，农安则天下安”的论断，提笔写道：“农为邦本，谢师以农安天下，此乃治国根基。他蹲在田埂教农户播种的样子，比朝堂上的百官都更像‘师’——本宫认师，正因他事事以民为先，把百姓的饭碗放在心上。”
卷宗附的《河南农政录》抄本，是编修官从河南府学的藏书楼中抄录的，原书是谢渊亲手装订的，纸页边缘沾着泥土和麦屑。抄本中详载了“金穗子”的种植之法，从选种、泡种到播种、施肥，都写得清清楚楚。页边“雨后播种最佳，可保墒情”的批注，是谢渊亲书，墨迹中还沾着些许褐色的泥土，显然是他在田埂上记录时沾上的。编修官还在抄本的末尾，发现了谢渊的一段手记：“今日在张老栓的田里，见麦穗比别处壮，问其缘由，是他每日浇水时都用草木灰拌水，此法可推广。”这些细致入微的记录，正是谢渊亲耕亲为的最好见证，也让《河南农政录》成为了后世农官的必读之书。
“百姓穷，穷在无识；国家弱，弱在无才。”谢渊任太保后，在朝堂上首次提出兴修义学的主张时，不少大臣提出反对，说“百姓子弟只知种地，读书无用”。谢渊却据理力争：“若百姓都目不识丁，官府告示看不懂，被奸商蒙骗，被贪官欺压，又如何安居乐业？国家若没有寒门才子，又如何选贤任能？”他的话掷地有声，打动了皇帝。为了带动风气，他带头捐出半年俸禄，在京城崇文门外设“启蒙堂”，堂内摆了五十张桌椅，都是他让人用旧木料改制的。又奏请朝廷将闲置的十处官宅改为学舍，征召退休的老儒任教，给任教的老儒发放俸禄，不让他们“空劳心力”。他还亲自为义学题写匾额“开蒙启智”，字体雄浑有力，透着对百姓子弟的期许。
义学初开时，招生情况并不理想。有个叫李老实的农户，宁愿让儿子去放牛，也不愿送他入学，直言“读书不如种地实在，还能多赚点口粮”。谢渊得知后，亲自上门劝说。他没穿官服，只穿了一身粗布衣裳，见李老实正在晒麦子，便上前帮忙，一边扬场一边说：“老哥，你看这麦子，要辨好坏才能卖好价钱，要是认字，就能看懂粮行的价目表，不会被坑。孩子读书，不是为了当官，是为了明事理，将来不管是种地还是做买卖，都能少吃亏。”他还从袖中摸出一套笔墨纸砚，递给躲在门后的孩子：“这是给你的，拿着去学堂写字，中午管饭，不用你家花一文钱。”李老实见他没有官架子，又说得在理，终于点了点头。谢渊还特意在义学设了“农课”，请老农来讲授种地的技巧，请账房先生来讲授算数，让义学的课程贴近民生，越来越多的农户愿意送孩子入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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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亲自为义学定下规矩：“不收束修，管饭管笔墨，贫家学子额外发‘助学银’，每月五百文，供买纸笔之用。”有个叫李砚的孤儿，父母在瘟疫中去世，无家可归，谢渊便将他接入府中抚养，亲自教他读书习字。每天清晨，他都会陪着李砚背书，晚上则教他批改简单的公文，还说：“读书要用心，做人要正直，将来不管做什么，都要记得帮衬百姓。”在他的推动下，全国三年间新增义学两百余所，入学孩童达五万余人。有个叫王秀才的学子，考中秀才后，专程骑着毛驴赶赴京城谢府叩首，他穿着洗得发白的青布长衫，跪在门前哭道：“若无谢公，我仍是目不识丁的放牛娃，哪能有今日的功名？”谢渊扶起他，笑着说：“这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将来做了官，要记得为百姓办事。”
萧燊审定此节时，正翻看着附在卷宗后的《启蒙堂章程》，章程是谢渊亲手书写的，字迹工整，其中“凡七岁至十五岁孩童，不论男女，皆可入学”的条款，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他见谢渊手书“为君者当知民心，知民心先明民智”，与自己读《辅政录》时“君之智，源于民之智”的感悟全然相合，不禁心生共鸣。他提笔在卷宗上批注：“启民智方能固民心，谢师兴学，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他建的不是学堂，是百姓的希望，是国家的根基。本宫虽未及亲受教诲，读其遗策便如亲炙其言，这声‘师’，他当得。”批注完，他又让人将《启蒙堂章程》抄录一份，放在东宫书房，供自己每日研读。
卷宗附的京城“启蒙堂”学生名册，是从翰林院的旧档案中找到的，纸页已经泛黄，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名册的首位便是孤儿李砚，旁边标注着“家贫，入谢府抚养”。编修官还查到了李砚的列传，其中记载：“砚少孤，受谢太保启蒙，苦读十年，中进士，授御史，一生以民为本，弹劾贪官数十人，百姓称‘李青天’。”李砚在自己的着作《青灯集》中写道：“谢公教我‘为官当如竹，直而有节’，此语我终身铭记。”这些记载，都印证了谢渊兴修义学的成效，也让他的教育理念得以传承。
朝中贪腐成风，不少官吏借着赈灾、征税的名义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山西布政使王显更是胆大包天，贪墨朝廷下拨的赈灾银两二十万两，用于修建自己的私人园林。有个叫张御史的官员，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上书弹劾，却反被王显诬陷“结党营私”，罢官还乡。谢渊在京城得知此事后，怒不可遏，将手中的茶杯重重摔在地上，茶水溅湿了案上的《吏治策》。他当即上书皇帝，自请巡按山西，彻查此事。为了不打草惊蛇，他乔装成一个江南来的盐商，带着两个随从，背着行囊就出发了。在山西的客栈住了半月，他每日与贩夫走卒、客栈老板闲谈，搜集王显的罪证，晚上则在油灯下整理线索，常常忙到深夜。终于查清王显私设“苛捐杂税”二十余项的铁证，连“过桥钱”“进门费”“柴火税”等细苛名目都记录在案，受害百姓多达数千人。
掌握铁证后，谢渊当即亮出身份，将王显的罪行公之于众。押解王显回京那天，山西百姓沿途掷菜叶、投瓦砾，骂声不绝，不少人哭着说：“谢大人可算为我们做主了！”谢渊趁机奏请朝廷颁布《吏治十条》，明定“官吏任满需公示财产，接受百姓监督”“贪墨百两以上者革职，千两以上者斩”“凡欺压百姓者，罪加一等”等条款。他还在各州府衙门前设立“民告官”鼓台，允许百姓直接递状告官，鼓台旁派御史值守，确保百姓的状纸能直达京城。有个姓刘的知府，私下给谢渊送了一箱金银，想要求情，被谢渊当众杖责五十，押到鼓台旁示众，怒斥：“官帽乃百姓所予，你却用来换金银，敢贪便摘帽，敢恶便问罪！”此事震动朝野，不少贪官污吏吓得主动辞官，朝堂风气为之一清。
为了从根本上杜绝贪腐，他还推行“政绩考核制”，将“民生改善”作为首要考核标准，而非“税收多少”“工程多少”。河南布政使柳恒，虽然征收的赋税比往年多，却因催税过急，逼得不少农户卖儿卖女，被谢渊降职调任；江南知府周明，虽然税收平平，却兴修水利，让百姓免受水患之苦，被谢渊提拔为巡抚。谢渊在考核官员时，常常亲自下乡走访，听百姓的评价。有个县令汇报时说“境内太平，百姓富足”，谢渊却在走访中发现不少百姓食不果腹，当即揭穿他的谎言，将他罢官。经他整肃，朝堂风气为之一清，官吏们无不以“谢太保”为楷模，不敢有丝毫懈怠，百姓都说“谢公在，官不贪”。
编修官为了核实这段历史，专程赶赴山西，在太原府的旧府衙前，找到了当年“民告官”鼓台的遗迹。鼓台已经有些残破，台柱上却刻满了百姓的签名，“告倒贪官张彪”“追回粮款三百石”“刘知府被罢官”等字迹仍清晰可辨，有些字迹还带着泪痕。当地的老人说：“当年这鼓台可热闹了，百姓有冤都来敲鼓，谢大人派来的御史都秉公办理，没冤过一个好人。”萧燊看着卷宗上的记载，又翻看着谢渊手书的《吏治十条》手稿，手稿上“廉洁”二字被圈了又圈，旁边写着“为官者，当以百姓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怒为怒”。他提笔批注：“吏治清则天下安，谢师以铁腕治贪，实为百官之镜。本宫读其《吏治十条》手稿，见字字斩钉截铁，方知何为‘为官风骨’——此师当敬，当学，当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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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宗附的《吏治十条》抄本，是当年朝廷刊刻的版本，纸页边缘有不少磨损，显然是被官吏们反复翻阅所致。谢渊在“廉洁”二字旁画了一颗红心，批注“为官者当以此为心，不可有半点污浊”，字迹刚劲如铁，尽显反腐的决心。编修官还在抄本的末尾，发现了一份谢渊的亲笔附言：“此十条非为束缚官吏，实为保护官吏——贪腐之始，多为一念之差，有规可依，方能行稳致远。”这份附言，让《吏治十条》不仅有“铁腕”，更有“温情”，也让它成为了大吴王朝流传最广的吏治法典。
江南大水来得猝不及防，一夜之间，苏州、松江等地尽成泽国，洪水漫过屋顶，百姓们抱着门板、爬上大树呼救，哭声震野。谢渊奉命赈灾时，京城到江南的官道已被洪水冲断，他便带着御医和赈灾粮款，乘小船日夜兼程，沿途不知绕过多少被冲毁的桥梁，躲过多少漂浮的杂物。抵达苏州时，他站在船头，看到水面上漂浮着饿死的百姓尸体，还有孩童哭着喊“娘”，当即落泪，对着随从说：“是我来晚了！是我对不起百姓！”他当即下令打开官仓放粮，又从京城调运三万件棉衣，组织工匠在高地搭建临时棚屋，安置流离失所的灾民。棚屋不够，他便让人把自己的帐篷让出来，自己睡在船板上，夜里听着百姓的哭声，常常彻夜难眠。
看着灾民们无所事事，只能等待救济，谢渊灵机一动，首创“以工代赈”之法：让灾民参与修堤、筑路、重建房屋，每日发粮两斤，成年男子额外发二百文钱，这样既解决了灾民的温饱问题，又为灾后重建出了力。有个叫陈老汉的灾民，妻子重病，孩子年幼，谢渊得知后，亲自请太医为他妻子诊治，垫付了医药费，还安排他在棚屋旁看守粮食，让他能照顾家人。有个三岁的孩童失去了双亲，哭着要娘，谢渊便把他抱在怀里，亲自喂他吃饭，晚上哄他睡觉，随从们都说：“大人比孩子的亲爹还亲。”在灾区的三个月里，他每日只吃粗米咸菜，身形瘦得脱了形，颧骨高高凸起，双眼却始终明亮如炬。有随从劝他吃点好的，他却说：“百姓们还在吃窝头，我怎么能独享美食？”
水退之后，满目疮痍，百姓们的房屋都被冲毁了。谢渊奏请朝廷豁免江南受灾州县三年赋税，发放“赈灾银”每户五十两，帮助百姓重建家园。苏州百姓为了感谢他，自发筹集银两，要为他建生祠，把他的画像供起来。谢渊得知后，坚决反对，亲自到工地阻止，说：“我是朝廷的官，为百姓办事是本分，建生祠不如建学堂、建粮仓，这些才是百姓真正需要的。”他让人拆了已经建好的祠堂地基，用拆下来的木料改建了两所义学和一座粮仓，粮仓上刻着“民为天”三个大字。他对百姓说：“百姓的感念记在心里，比刻在石头上更长久。你们好好过日子，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编修官查得当年的赈灾账册，是从江南布政使司的档案库中找到的，账册用麻布装订，每页都有谢渊的亲笔签批，“此批粮款已发至苏州灾民手中，经手人：张三、李四”“棉衣三百件，分发给松江孤儿”，每一笔都记录详实，无半分虚耗。账册的最后一页，还附着一份百姓的签收名单，密密麻麻的指印，是灾民们领粮时按捺的。萧燊见此，想起《赈灾录》中谢渊“救灾如救火，迟一刻便多一分民苦；赈灾如绣花，细一分便少一分疏漏”的自白，提笔写道：“赈灾如救火，谢师以民为亲，与百姓同食同住，同甘共苦，方有‘水退民安’之局。他的账册记的是粮款，更是民心——此等胸怀，足当本宫之师，足当天下之师。”
卷宗附的灾民联名“谢恩状”，是用粗麻纸写的，字迹歪扭却饱含真情，上面有两千多个百姓的签名和指印，有些指印还带着泥水的痕迹。“谢太保与吾等同食同住，吃的是一样的粗米，穿的是一样的粗布”“吾儿病重，谢大人亲送汤药，救了吾儿一命”“赈灾银分文不少，都到了我们手里”，一句句朴实的话语，道尽了百姓对谢渊的感激之情。编修官还走访了当年的灾民后代，他们家中大多珍藏着当年谢渊发放的棉衣碎片，或是赈灾粮的布袋，这些物品虽然陈旧，却承载着百姓对谢渊的深切怀念。
民间疫病横行，尤其是在偏远州县，百姓无钱就医，只能靠“求神拜佛”治病，不少人因此丢了性命。谢渊在巡访中看到一个村庄，十户人家有八户染病，尸体都没人掩埋，心中悲痛不已。他当即奏请朝廷在全国设立“惠民医馆”，征召太医院御医和民间名医坐诊，明定“诊费全免，药费减半，贫困者药费全免”。他亲自选址，要求医馆“临街而设，门庭宽敞，便于百姓寻医”，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