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一个个报出，冰冷而客观。
富学林摘下防护镜，脸上是汗水，也有泪水。
他转向沈舟，想说什么，但张了张嘴，发不出声音。
沈舟拍了拍他的肩，然后走到通讯台前。
“接北平，”他说，声音平静得可怕，“告诉他们，试验成功。”
上午八点，北平，西山战略研究室。
通讯室里挤满了人，但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盯着那台无线电接收机，等待着罗布泊的消息。
突然，红灯亮起，嘀嘀声响起。
通讯员迅速记录，然后将电文递给老总。
老总接过，看了一眼，手微微颤抖。他深吸一口气，转身面对众人：
“同志们，罗布泊急电：东风一号，试验成功。”
寂静。
长达十秒的绝对寂静。
然后，爆炸般的欢呼声响彻整个西山。
“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大夏有自己的核武器了！”
“万岁！大夏万岁！”
人们拥抱，哭泣，欢笑。
那些经历过战火的老将军，那些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老革命，那些在防空洞里长大的年轻人此刻，所有的情感都汇聚在一起。
横刀走到窗前，望着东方升起的太阳，眼眶湿润了。
“一百年了”他喃喃道，“一百年啊”
上午十点，大夏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现场。
可容纳三百人的大厅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
长枪短炮对准主席台，闪光灯此起彼伏。
所有人都知道，今天有重大消息宣布。
但没有人想到，会是如此重大。
外交部长在台上，没有寒暄，直接拿出一份声明：
“今天上午六时三十分，大夏在西北地区成功进行了一次核试验。本次试验使用的是大夏自主研发的原子弹，当量2.2万吨tnt，由大夏自主研发的弹道导弹投射，射程5200公里。”
话音落下，全场死寂。
记者们愣住了，怀疑自己听错了。
核试验？原子弹？弹道导弹？
几秒钟后，爆炸般的哗然。
“部长先生！您说的是原子弹吗？大夏有了原子弹？”
“导弹射程5200公里？这意味着可以打到”
“试验的具体地点在哪里？放射性尘埃会不会影响邻国？”
“大夏为什么要研发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问题如潮水般涌来。但外交部长抬手示意安静：
“大夏政府重申，我们研发核武器，完全是为了自卫。”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同时，大夏政府宣布，从今天起，大夏正式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任何对大夏的攻击，都将遭到毁灭性的核反击。任何对大夏使用常规武器的大规模侵略，都将面临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
这是赤裸裸的核威慑，但用最冷静、最官方的语言说出。
“最后，”外交部长说，“大夏政府邀请所有相关国家，参加将于4月15日在北平举行的四国领导人会议。届时，我们将就核武器管控、战后国际秩序、以及世界和平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新闻发布会结束了，但风暴才刚刚开始。
纽约，唐人街“合记”中餐馆的旧收音机里传出带着杂音的华语广播。
油腻的厨房里，炒菜的锅铲声停了，洗碗的水流声止了，所有人都竖起了耳朵。
“成功了！我们成功了！”
“大夏有自己的核武器了！”
“万岁！大夏万岁！”
收音机里的欢呼声穿透了半个世纪的屈辱。
掌勺四十年的陈伯，手一颤，铁锅“哐当”砸在灶台上。他愣愣地站在那里，脸上的油汗混着泪水往下淌。
“陈伯？”年轻的跑堂阿明小心翼翼地问。
陈伯没回答。
他转过身，缓缓挺直了那因长年弯腰炒菜而佝偻的背脊，一步一步走出厨房，来到狭窄的后巷。
天正下着雨，他却浑然不觉，只是仰起头，望向灰蒙蒙的天空——那是大洋彼岸的方向。
洗衣店里，老王停下了熨斗。他摘掉老花镜，用手背抹了抹眼睛，然后重新戴上，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得笔挺如刀。
街角报摊，卖报的刘婶把刚到的《纽约时报》狠狠摔在地上——那头版头条是“yellow peril”的漫画。
她挺起胸，用带着闽南口音的英语对路过的白人顾客说：“看清楚，我，大夏人！”
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的李博士看着报纸上的报道，轻轻合上了手中的论文。同组的同事拍了拍他的肩：“嘿，李，你的国家”
“是我们的国家。”李博士微笑着说，第一次没有在“我们”前面加上“在太平洋那边的”这个限定词。
他走到窗前，阳光照在他胸前那枚从未摘下过的、母亲给他的平安符上，小小的玉佩在光下温润生辉。
那天晚上，唐人街的鞭炮声从傍晚响到深夜。
舞狮的队伍在细雨里欢腾，锣鼓震天。没有人组织，是自发的——老人们翻出了压在箱底的丝绸长衫，孩子们穿上了崭新的唐装。
“阿公，为什么今天这么高兴啊？”一个混血小男孩问。
头发花白的老华侨蹲下身，用生硬的英语混合着粤语说：“因为从今天起，再没有人敢叫我们‘清虫’了。因为从今天起，我们可以挺直腰杆，告诉全世界——”
他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
“我，是大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