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顶上水淼淼，
白鹇拖拖过山坳。
石拐咕咕水上跳，
万顷梯田尽妖娆。
早春的深山里飘出阵阵山歌，那是梯田边劳作的人们在低吟浅唱。江西崇义客家梯田背靠赣南第一高峰齐云山，高低海拔落差达到千米，层层田块沿着山坡向上展开，最多的一处梯层达到了62层，印证了那句俗话：“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水有多高，田就有多高。”
客家人是这处气势磅礴的梯田的创造者。早在唐宋时期，客家先民就已在群山中扎根，以自己掌握的农耕技术，因地制宜地化险峻山坡为万顷良田。客家人长期居住在江南丘陵环境之中，因此被称为“丘陵上的民族”，客家文化也被称为“古汉文化活化石”。
那么，他们为何自称“客家人”呢？敢问客从何来？
群山原来的主人又是谁？他们去向何方？
克里奥尔化的华夏
客家人素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宁卖身，不卖着”的说法，界定客家人的最主要标志是客家方言。客家人认为自己是汉人，讲的是古老的汉语。古老的语言与古老的文化，成为他们客居山岭所坚守的根脉。
因此，要追问客从何来，我们首先要面对一个大问题：汉从何来？
汉人这个族群是如何诞生的？汉语又是如何产生的？
众所周知，“汉人”这个名称与汉朝有关。秦末天下大乱，以项羽为首的昔日战国贵族后裔们起兵反抗秦朝的统治，最终推翻了秦朝。项羽对各路诸侯进行分封，刘邦被封为汉王，他带兵到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汉中去。“汉中”这个名称应当来自流经该地的河流—汉水，长江的重要支流之一。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开启了与项羽的数年“楚汉争霸”，最终战胜项羽，建立了大汉王朝。“汉”来自汉中这个地方，此后汉朝、汉人、汉族等名称都与之有关。
绝大部分史书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往往会赞美自己、贬低对手、无视他者或弱者。其实，不论是商周王朝，还是秦汉大帝国，落在地图上的版图都不完全是真实的，中央政权没有完全控制那些面积，那个版图里并不是只有商人、周人、秦人或汉人。
比如，东周的周天子居住的洛阳周围，就布满了蛮夷戎狄这些族群。史书上甚至留下了相关的描述：“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翟、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则皆蛮夷戎狄之人也。”
如果我们把汉人群体出现前的中原地区古代人群称为华夏族群的话，蛮夷戎狄这些称呼，其实都是建立了商周的中原华夏族群对于周边族群的带有贬低意味的称呼。那么，这些周边族群在汉人族群形成的过程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他们的基因是否也融入了汉人族群呢？
分子生物学家选择了距今5000—750年前的8个古代人群，分析了他们的线粒体DNA的情况。这8个古代人群既包括中原古代人群、山西陶寺古代人群、秦始皇陵劳工人群，也包括西北地区古代人群、东北地区古代人群，以及古代鲜卑人群乃至蒙古国境内发现的匈奴人群，这些古代人群整体上属于欧亚大陆东部的人群。然后，用这8个古代人群的基因型与现代汉族的24个群体进行基因比对，寻找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群体在基因上的异同，从而揭示汉人的形成过程。
学者们的第一个发现是，所有古代人群均能在现代汉族人群中找到共享基因型的个体，而且都有一些个体只与现代汉族人群共享基因型，与其他现代族群不共享基因型。这说明什么呢？那8个古代人群都与现代汉人的祖先有亲缘关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加入了历史上汉人形成的洪流。比如东北地区古代人群，他们有共享基因型的个体都只与现代汉族人群共享同一基因型，这说明东北地区古代人群确实对汉族具有一定的基因贡献。
第二个发现是，中原古代人群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最高，西北地区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也较高，而距今4000年前的陶寺古代人群和东北地区古代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较低，鲜卑人群、匈奴人群与现代汉族人群的基因型共享比例则最低。看起来，距离越近、年代越近的古代人群，对汉人形成的影响就越大；距离越远、年代越远的古代人群，影响就越小。
西北地区古代人群对于汉人基因贡献较大的事实，佐证了我们前几章所描绘的那些场景，南西伯利亚人群南下、东进，引发由西向东的族群迁徙，类似于多米诺骨牌；然后，匈奴与秦汉又开启了西进的浪潮，并把西北地区的氐、羌等族群纳入自己的体系。可以想见，有大量的西北古代族群先后融入华夏族群，他们的基因一代代地传递给了后来形成的汉人族群。
即使是距离中原地区很遥远的匈奴人群，也与现代汉族人群共享一部分基因型。历史上看，匈奴与秦汉两大强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和频繁的战争，并相互掠夺人口，这都会造成人群间基因的交流。就是在这样的接触与碰撞中，草原上的匈奴人群的基因融入了中原的汉人基因库。
综合来看，汉人群体主要起源于中原地区，距今3000年前左右，中原古代人群在基因结构上就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很相似了。四面八方的古代人群对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都或多或少有一些基因贡献，当然这些古代人群与现代北方汉族人群也存在很多基因差异。
更进一步说，汉人族群的前身华夏族群显然也是融合了中原地区乃至周边很多族群而出现的。有些考古学家甚至认为，“华”和“夏”分别代表不同的古代人群。在史前时代的冰期和间冰期，北方草原带族群南下，南方族群北上，最终在中原地区相遇，使得中原地区成为亚洲东部的一个族群的熔炉，华夏族群的诞生，就是中原古代人群克里奥尔化的产物。
什么是克里奥尔化呢？
这本是一个语言史上的现象。大航海时代开启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人殖民美洲大陆，经过第一代移民的打拼之后，殖民者在美洲生育了自己的后代。这些后代有着欧洲族群的基因，甚至还有着非洲黑人族群的基因，却是土生土长的美洲人，这些孩子聚集在一起玩耍、学习的时候，由于父母的来源背景有所不同，因此他们所说的话也各有不同。好在人的智慧是无穷的，这些孩子会创造性地进行交流，既使用从自己父母处学来的语言，也从同伴那里借来词汇，他们甚至还集体创造一些新的词汇。最终，这些殖民者后代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连他们的父母都不容易理解的语言。这就是克里奥尔语，而在美洲说克里奥尔语的人群，就被称为克里奥尔人。在今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等地，甚至还形成了克里奥尔地方菜，以大米、西红柿、秋葵、海鲜等为食材，辅之以重口味的辣椒调味。
当东南西北各方人群纷纷迁入中原地区时，东亚版本的克里奥尔化就启动了。各种语言交融在一起，最后酝酿出一道“克里奥尔大菜”—原始汉语。语言是重要的文化基因，说原始汉语的这些人，也交融了各自的文化，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基因，他们就形成了华夏族群，此后汉人族群的核心。
从华夏族群演进到有着共同文化认同的汉人族群，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原地区适合农耕，是华夏族群的根据地，但即便在这个区域里，也长期是多族群交错杂居的。农耕人群占据了适合开垦的平原和谷地，修筑了有一定防御能力的城邑。在商周时期，这些农耕区域如同岛屿一样分布在广袤的大地上，而远离城邑与农田的山岭丛林，则是狩猎采集人群、畜牧人群的家园。比如郑国、卫国以及鲁国的周围，就生活着很多戎人部落。郑国曾经被太行山里的北戎侵扰，卫国更是在戎人的威胁下不得不多次迁都，最后跑到了今河南濮阳，但是都城外面就有戎人居住。
对于春秋时期及以前的中原地带，我们可以戏谑地描述为“牧区包围农区”。
多族群比邻而居的状态，就会带来族群的通婚，发生基因的交流。《左传》中记载了一则故事。春秋时期晋国的晋献公有两个儿子—公子重耳和夷吾，他们的封地分别在蒲和屈，都在山西境内。由于内部权力斗争，两位公子打算离开封地逃到白狄去。重耳最后在白狄那里生活了12年。白狄是游牧人群，他们活动的区域其实离重耳的封地很近，而重耳选择到白狄避难的最大原因，是他的母亲狐姬就是白狄人。重耳即赫赫有名的晋文公，姬姓贵族，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是齐桓公，第二位霸主就是他。这样一位华夏族群的重要人物都是族群融合的后代，当时普通民众之间的通婚融合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在春秋时期的东周列国向战国时期的七雄争霸过渡，一些小国被大国吞并的同时，那些散居在山岭丛林中的蛮夷戎狄部落也加速融入了华夏族群的政权，被绑上了群雄逐鹿的战车。或者从基因的角度说，这些部落的基因都流入了华夏族群的基因水库里。
不过，在战国时期，基因水库中的“主要水体”肯定是华夏族群，这是兴盛农业养育的众多人口所决定的。
战国七雄之间激烈的竞争，推动这些政权都基本上以“耕战”作为国家基本政策，积极鼓励农业开发，增加人口，因为人口就意味着生产力和战斗力。恰好在这个时期，铁器技术已经进入中华大地有一段时间了，铁制农具开始应用于耕作，进一步促进了农耕区的扩大。
当时，各个诸侯国都形成了自己的大片农耕区，比如以秦都咸阳为中心的关中地区、以齐都临淄为中心的山东中部、以魏都大梁为中心的豫中平原，都因粮食富足、手工业发达、商贸繁荣而被史家称道。司马迁就称赞战国时期的秦地“膏壤沃野千里”。其他诸侯国也并不逊色，比如齐国人口也非常密集，人称“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魏国“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也就是说，几乎都没有可以放牧的地方了。如前所述，畜牧经济、游牧经济单位面积养育的人口与农耕经济相比，只是个零头。所以，在人口增长后，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把畜牧区、游牧区变成农耕区，就成为古代政权的理性选择。
于是，原本“牧区包围农区”的中原大地早期景象消失了，那些原来从事畜牧、游牧乃至狩猎采集的部落也都消失了。他们融入了战国时期农耕人口的汪洋大海。从基因角度讲，农耕人口的基因构成了基因水库的“主要水体”，那些非农耕人口的基因则像是一滴滴雨水落入了池塘里。
这个池塘，就是汉人族群的基因库，它以中原华夏族群农耕人口为主体，接纳了一部分源自四面八方、从事各种生计的其他部落人口，待国土广大的秦汉王朝确立，“帝国时代”开端，汉人这个概念也很快得到了确立。
秦吞并六国之后，声威震动东亚，秦朝之人被称为“秦人”，显然被吞并的六国遗民并不一定认同，他们合伙掀翻了秦朝。但是，在汉朝建立后，汉朝之人自称或者被他称为“汉人”，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即便后来汉朝灭亡，进入混乱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汉人这个有着“文化基因”的概念也被各个政权接受了，哪怕政权的建立者是非中原族群。正如史学家所言：“汉族之名，起于刘邦称帝之后。昔时民族国家，混而为一，人因以一朝之号，为我全族之名。自兹以还，虽朝屡改，而族名无改。”朝代名称虽然变幻无常，但族群都以汉人自称。
只是当汉之时，全国人口的情况是北方地区占据绝对优势。在西汉元始二年（恰好也是公元2年）的全国户籍普查中，北方地区户数占全国的81%，广大的南方地区的户数只占19%。这个人口格局，将随着人口的一次又一次南迁而被打破。
客家客家，男客女主
谈到汉人的南迁，最具代表性的南迁人群莫过于客家人了。今天全世界自称客家人的人口多达几千万，由于客家人在中国重点分布在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靠近沿海，因此海外华侨中也有很大比例的客家人，他们大多是下南洋的客家人祖先的后裔。
正如本章开头所讲，客家人极其重视自己的文化，特别是语言，想必是由于他们的祖先在从北方地区南迁的过程中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与大自然、与周边敌对族群的抗争，而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有助于提高本族群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这就是文化基因的力量。
客家人与汉人族群之间的关系有多密切？他们的南迁路线是怎样的？他们与南方其他族群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
这些问题的答案，就隐藏在客家人的基因里。
分子生物学家采集了福建长汀各地的客家男子148人的样本，以分析客家父系遗传的情况。结果发现，这个地区的客家人与汉族、畲族、侗族的基因型联系紧密。从比例上看，来自汉族的父系基因型占80%以上，来自畲族的父系基因型约占13%，来自侗族的不到7%。也就是说，这些客家人的父系祖先主体是来自汉人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畲族、侗族的先民，他们的基因也融入了这部分客家人社会之中。
但是，汉人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全国各地的汉人族群在基因上也有差异。客家人的祖先是源自哪里的汉人呢？在这次研究中，分子生物学家把汉人族群分成了中原组、华东组、湖广组和西南组。福建的其他汉族基本上都可以归入湖广组，而长汀的客家人群体则属于中原组，他们与河北、山西的汉族人在基因上最接近。
所以，客家人自称是来自中原地区的汉人的后代，这个说法在父系基因上是基本上站得住脚的。只是需要补充一点，也有少量客家人的父系祖先是来自畲族、侗族先民的。
畲族是南方一个很复杂的族群，关于他们的起源学者们仍然议论纷纷。相对来说，他们与苗瑶族群的关系较为密切，所以有人猜测，畲族是唐宋时期从广东扩散的苗瑶族群分化形成的。而客家人在基因上也与苗瑶族群接近，应该是客家先民吸收了部分畲族先民的结果。
从一些特殊的基因突变判断，长汀的这个客家群体可能是从中原出发，向南进入湖北、江西，然后再转入福建西部的。他们在湖北时，与历史上的荆蛮族群发生了基因交流，融入了某种突变基因。至于少量侗族父系基因的来历，也许是这批客家人先民在途经江西时，与侗族先民发生了基因交流。
客家人的父系遗传以中原移民为主，那么他们的母系遗传是不是也以中原移民为多呢？
线粒体DNA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有趣的一幕。客家人线粒体DNA上有一个基因缺失的变异，在客家人群体中大概20%的女性有这种变异。在中原汉族中这个比例是10%，在畲族人群中这个比例是15%，而在湖南、广西的苗瑶族群中这个比例高达30%~50%。
假如这批客家人的最初先民都来自中原地区，他们后来增加的变异都来自苗瑶族群（我们可以把问题简化一下，把苗瑶族群的变异比例设定在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