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本的历史上，这四件事，赵瑗都是做成了的。
裁汰冗滥，他顺利完成了。
军制改革，他也顺利完成了。
阅兵方面，他曾在五年内举行了三次大阅兵，他还调整了将领的选拔标准和选拔途径，使得宋军的战斗力较之从前大为提高。
缩短宰相任期这件事，他也做到了，因为在缩短宰相任期的同时，他还分润了一部分宰相的权力给执政。
这样一来，不但进一步减小了宰相的影响力，也使得缩短宰相任期的改革进行的非常顺利。
因为宰相自己是不方便为了保证他自己的任期更长而跳出来据理力争的。
士大夫把自己的形象塑造的太过伟光正了，这种“人设”在给了他很多好处的同时，反过来也变成了他的一种束缚。
他想反对，就只能借助于他人之口。
但是，执政可以掌握更多的权力，他为什么要支持延长宰相的任期呢？
当然，在本来的历史上，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集中发生在二十多年后。
那个时候，正是赵构去世的时间。
也就是说，他熬了二十多年，忍了二十多年，直到把赵构这个高寿的“婆婆”活活熬死，他才真正的能够大展拳脚。
士大夫们有他们的人设，有他们的“偶像包袱”，赵瑗也一样。
赵瑗的“至孝人设”，给他带来巨大好处的同时，同样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束缚。
可是现在不同了，赵构走的很仓促。
赵瑗的改元之年，又接连迎来了金国的示弱，新金的亲近，还有高丽的臣服。
他这个孝子头上不仅没有一个太上皇压着，个人威望也达到了顶点，因此要推行这几件事便不再为难。
赵瑗打算在他去成都之前，就把这几件事做好。
作为一个年轻的天子，他最大的追求，就是作为一个帝王，能在史书上留下他的丰功伟绩。
这些事情得以成功推动，他就是有为之君，他自然不愿假手于人。
所以，在朝廷上因为张宓案，把不同立场、不同心思的官员纷纷拉下场的时候，赵瑗也开始了他的改革。
他做的第一件事，也是四件事中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缩短宰相任期。
但是如前所述，赵瑗先接见了众执政，参知政事汤思退、张浚、陈康伯，陈俊卿听了官家的改革意见之后，一体表示赞成。
这其中陈俊卿是新晋的宰执。
他原是赵瑗做普安郡王时的王府教授，等于是赵瑗的一位老师，在宰执中资历最浅，却是赵瑗的铁杆。
现如今，两位宰相皆为保守派，但执政之中，除了一个汤思退，其他三人都是主战派。
能够忠实贯彻赵瑗意志的力量正在增强。
得到众执政的支持之后，赵瑗便召开了御前会议，公开了他对于宰相任期改革和权力划分的意见。
一、缩短任期，以法律的方式明确下来，最长不超过五年。
二、分润权利，将本属于宰相的部分权力，划分给执政。
实际上因为各种缘故，宰相任期超过五年的人还真不多。
很多宰相任职从几个月到三四年不等，任期过长的本就没有几个。
任期长的比较有名的，唐朝时候有个李林甫，宋朝时候有个秦会之，恰巧都成了反面典型。
如今皇帝同意，晋王同意，执政们拥护，沈该和魏良臣两位宰相年纪又大了，本也干不了几年，争执心不强，且也不便相争，所以这最难的一关，解决的非常顺利。
在对宰相任期做出改革，权力也重新划分之后，赵瑗就进行了第二件事：裁汰冗滥。
这一点，倒是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因为冗官问题，是很多有识之士的共识，不只一个朝廷大员曾大声疾呼，痛陈利害，建议裁汰冗员。
比如宰相魏良臣，他就一直坚持认为冗官现象太过严重，恩荫滥赏也太过严重，因此一直呼吁应该予以改变。
很多官员们，你不能说他们毫无私心，但也确实不是所有决策，一味只为自己私利打算的。
况且，恩荫制度对于这些高官们来说，本就属于一个鸡肋的选择。
因为恩荫选官没有晋升机会，它的上限最高就是七品。
所以这些高官极少愿意让自己的子侄走恩荫之路。
哪怕是一时考取不了功名，暂时以恩荫入仕了，他们也依旧要求子侄不懈学习，以求取功名，否则终非正果。
因此，裁汰冗滥的事阻力主要来自下边，上边全都赞同，也就积极推行了开来。
这时候，还是南宋第二代皇帝刚刚登基的时候，南宋的冗官现象比起北宋末年时，其实要轻微的多。
毕竟汴梁被金人攻占，皇室都被一窝端了，那些大臣又能跑掉几个？
南宋朝廷，等于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到现在为止，它的冗官现象还不是特别严重，并且主要集中在临安地区。
这样一来，赵瑗以临安为试点，进行裁汰改革，一旦成功，也就等于在全国取得了成功。
改革实施后，第一批就罢逐了青吏三百多人，朝廷百司各个衙门里只领俸禄不干活的冗官七百多人。
这些还只是严重不符合留用条件，根本无需仔细勘筛，就属于完全不合格的人员。
不过，赵瑗本以为裁撤的青吏会比较多，毕竟官员应该比吏员更符合常理。
结果……这一次，吏员只裁了三百多，裁撤的冗官却有七百多人，竟然比裁汰的青吏多了一倍还不止。
这倒是让赵瑗对于大宋的冗官现象之严重，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官员竟然比吏员还多，动口的比动手的更多。
衙门里一个一个的全是官，干活的却没几个，简直是岂有此理。
再想到大宋名目繁多的俸禄待遇，除了正职俸禄之外，还有匹锦、职钱、禄粟、增给、公用钱、给券等诸多名目发放的钱财。
而这些冗官，也都在享受着这些待遇，一向忠厚的赵瑗也不禁发起狠来。
他对赵璩道：“璩哥儿，你帮为兄记着，等裁汰冗滥官吏的事情顺利完成之后，朝廷就要着手改革支出冗滥的问题，糜费甚巨啊！”
……
杨沅是在放衙回家的路上，接了樊举人上车的。
牛车驶过一个路口，早已等在那里的樊江便一猫腰，趁着车行缓慢，进了车子。
他现在还在临安府任职。
杨沅刚刚调去都察院，如果每到一个地方，就把自己人马上调过去不太妥当。
而且樊举人起点太低，去了都察院的话，连个监察御史都做不了，还不如留在临安府。
在这里他职低而权重，临安府的大事小情，都瞒不过他的耳目，而且还都能插上手。
杨沅坐在车中，问道：“事情办的怎么样了？”
樊江兴奋地道：“进展非常顺利！”
樊江就把这些时日以来，国子监、太学、武学诸学子们就张宓一案的判而不死，继而上溯根源的事情对杨沅介绍了一遍。
学生们引经据典不断“考古”，发掘出许多对士大夫阶层“法外开恩”的案件。
通过这些案件，他们确信，正是因为这种不合理的规矩，使得许多官员贪赃枉法肆无忌惮，沉重打击了朝廷律法的威严，使得百姓深受其害。
临安府一连出现的几任贪官，诸如张澄、曹泳等人，斑斑劣迹，难以尽数，可最终呢？
他们都将家产转移，然后罢官为民，亦或贬官地方，就算是受到了惩罚。
这和太祖、太宗时候、真宗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时贪赃枉法严重的官员哪个不是死刑。
等等，太宗？真宗？
不是说太祖皇帝立过诫碑，勒令后代皇帝“不杀士大夫”吗？
太祖皇帝自己不遵守也就算了，太宗皇帝是他的弟弟，不遵守勉强也能理解，可真宗皇帝没道理也不遵守啊？
到底有没有这块碑？
学生们的精力旺盛，同时也有的是时间，几千名学生整日研究这个问题。
他们遍翻各种史籍，结果还真被他们考据出了一些东西。
在这个没有电脑，各种资料的储藏和检索极其麻烦的年代，也只有这些学生，才有这个条件去进行如此详尽有力的质证了。
他们发现，这个所谓的太祖誓碑最初的源头，竟是通过建炎元年从金国逃回宋国的大臣曹勋之口传出来的。
也就是说，在此前的一百多年，全无记载。
这么重大的事情，你纵然对外秘而不宣，但是起居录等重要的宫内记录上也不应该没有啊。所谓保密问题，对于史官可是从不保密的啊。
而且，后来的皇帝并不是不想杀啊，学生们在翻阅典籍的时候发现，宋仁宗庆历年间，曾经发生一桩案件，高邮知军姚仲约放纵盗贼。
事情发作，皇帝震怒，宰相富弼认为该杀了他以儆效尤，但是名臣范仲淹上书反对，并且说服了仁宗。
而范仲淹与富弼针对量刑问题辩论的原话是有记载的，范仲淹是这么说的：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它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首先来说，祖宗以来，真的是未尝轻杀臣下吗？
太祖、太宗可都没少杀，也就真宗朝变少了。
然而天下已经传了三代，一切相对稳定下来，刑狱较之从前变少了，本也正常。
再者说，就算如此，当时范仲淹说的也是“祖宗未尝轻杀臣下”，而不是不杀。
他的理由更是“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它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这……，这和祖制就没什么关系了吧？
这纯粹是站在士大夫群体的利益上，力促对他们这一群体废除死刑，给他们这一群体留后路而已啊。
接着精力旺盛的学子们便发掘出了更多的疑点。
曹勋说“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
时间，地点，后边还有那碑的长宽、内容，俱都说的十分详细。
可就有那好事的太学生去查阅了关于大宋太庙的资料。
太庙建于太祖元年，沿袭唐和五代“同殿异室”制度，初始只有四间，面阔十二间。
也就是说每室恰好分为三间，分别供奉僖祖、顺祖、翼祖、宣祖四庙，此后太祖一生再没有过太庙扩建动工的记载。
那么太祖时候哪来的夹室。
这夹室是后代皇帝扩建后才有的，这分明是曹勋造谣时，不知道太祖时候的太庙没有夹室，所以编出了漏洞。
再者，后来太庙虽然有了夹室，可夹室是干什么用的？是收纳宝物用的。
伴随着大宋的发展，例朝天子祭礼时奉献的宝物越来越多，以至于夹室杂乱不堪。
又有学生查到，当时曾有宗正寺奏言：
“伏缘旧殿六室宝册法物甚多，自来皆于夹室内地棚床架阁，已满。
切虑将来真宗神主升祔之后，法物愈多，安置不尽，欲乞于夹室内各置板棚、胡梯。”
就这等杂乱不堪的夹室里，宝物堆的乱七八糟，都架置板棚和胡梯往上堆了，居然还有一块高七八尺、阔四尺有余的石碑矗在那儿？
“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就让刚登基的皇帝跪在乱七八糟的杂物堆里背诵誓词？
而且，太庙是有人打理的啊，还有负责管理的宗正寺官员，他们满屋子珠宝都看到了，就是看不见那面那么高大的石碑？怎么全无记载呢？
而且宗正寺一开始还只是皇室旁系人员担任，后来都是由朝廷官员兼任的。
这种情况下，韩琦、富弼、王安石、文彦博、司马光、吕夷简这些宰相，大胆到戏谑太宗的丑闻佚事，他们都敢在自己笔记中记载并且刊印出来。
可是对他们这些士大夫如此有利的誓碑，他们居然只字不提？
接着又有国子监生考据出，靖康之变，二圣被掳，当时的记载是太庙“门皆洞开，人得纵观”，那些这些去围观的百姓都没有看到几吨重的那么大一块石碑？
他们都没说过呀。
金人掳了二圣之后北归，之后又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汴梁又回到宋国的控制之中。
当时的守将宗泽、杜充等官员，以及其他往来于汴京和南京之间的诸多大宋官员，全都没有提及过这块石碑。
建炎元年七月，高宗赵构派人到汴京“奉迎所藏神主赴行在”，这些官员把太庙都搬空了，可石碑呢？
所有搬迁的东西都录了名册，唯独这么重要的一件东西，名册中还是完全没有提及。
再者，这誓碑的内容根本没有必要保密啊。
尤其是太祖皇帝是从周室夺取的江山，周室旧臣充斥于朝野，这等优待前朝皇室的的誓词一旦公诸于众，就能更加收买人心，把它藏之太庙密而不宣是何道理？
又有学子查出，曹勋归国之后，是带回了徽宗御书的，御书就写在他的衣衫里衬上。
上面有宋徽宗亲笔写下的“可便即真，来救父母”、“见康王弟言有清中原之策，悉举行之，毋以我为念”等语。
当时高宗曾将徽宗御书遍示于群臣，那御书中对于誓碑一事也是没有半字记载。
更有人发现了时间上的一个疑点，曹勋当时并没有提及誓碑，他是归国之后又过了几个月，才像是突然想起来了似的，这才有了这样一段“口头转达”。
如此种种，莫不证明，这根本就是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
富有正义感的学子们愤怒了，他们觉得不仅天子受到了愚弄，整个天下都受到了愚弄，包括他们。
为了一击必中，他们现在正在准备非常详尽的材料，务求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叫那些巧言令色的士大夫哑口无言。
“好！”
杨沅听得眉飞色舞，还得是这些学生啊。
要是让他去翻阅故纸堆，找出这么多无可辩驳的疑点，那真要皓首穷经，不知几时了。
杨沅道：“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上书言事？”
樊江道：“国子监生正和太学生们进行联络，准备在二月二‘挑菜节’时，公开上书请愿。”
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源自于元朝，在宋朝时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