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侧身让开门口，做了个夸张的请进手势。
“当然，当然，进来吧，我这里虽然小了点，但多一个人还是挤得下的。”
理查德走进屋内，一股墨水混合着伏特加的气味扑面而来。
客厅不大，靠墙的书架被塞得满满当当，几本俄文和法文的书籍横七竖八地堆在地板上。窗边的书桌上摊着厚厚一叠手稿，墨水瓶的盖子都没来得及拧上，显然主人刚才正在伏案写作。
壁炉里的火苗有气无力地跳动着，勉强驱散了一些伦敦冬夜的湿冷，墙上挂着一幅已经泛黄的铜版画，画的是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远景，大概是赫尔岑从俄国带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
“坐吧，”赫尔岑从书桌底下摸出一个酒瓶，对着灯光晃了晃，满意地点了点头，“还有半瓶，要不要来点？”
他倒了满满两杯，将其中一杯塞进理查德手里。
“说吧，怎么回事？”
理查德接过酒杯，灌了一大口，伏特加顺着喉咙烧下去，整个人才觉得暖和了一些。
“跟家里老头子吵架了。”
“又是你父亲？”赫尔岑在对面那张破旧的扶手椅上坐下来，翘起二郎腿，“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他想让我结婚。”
赫尔岑挑了挑眉。
“跟一个匈牙利女人，天啊。”理查德补充道。
“居然是匈牙利人？“赫尔岑有些意外，“那你父亲倒是挺开明的，我还以为你们奥地利贵族只跟德意志人通婚呢。”
赫尔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全名。
他们相识的时候，理查德就只说了自己的名字，姓氏含糊地一带而过，赫尔岑大概以为他是某个没落的小贵族家的儿子，或者是一个从维也纳逃出来的自由派青年。
毕竟，对于赫尔岑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梅特涅这个姓氏可不是什么善茬。
理查德又灌了一口酒。
“他说我被那些自由派的作家带坏了。”
赫尔岑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那你父亲倒是没说错，”他用酒杯指了指自己，“你现在不就坐在一个鼓吹自由的作家家里吗？”
两人相视而笑，赫尔岑起身又给两个人的杯子里添了些酒。
“说真的，”赫尔岑收起笑容，语气变得认真了一些，“我完全理解你的感受，我年轻的时候也跟我父亲闹得不可开交。”
赫尔岑把酒杯放在膝盖上，目光望向壁炉里的火焰，“你知道的，在俄国，贵族子弟的出路就那么几条——当兵、外交官、或者去宫廷。”
“只不过，我说我要去莫斯科大学读数理科，搪塞了过去。”赫尔岑耸了耸肩，“然后就因为喷了几句沙皇陛下，就差点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搞开发建设。”
“如今的结果你也看到了，但不过我也不后悔，我所作之事。”他用手指了指这间破旧的公寓。
“西伯利亚？”理查德问道。
“对，西伯利亚，”赫尔岑用手指在空气中画了一条线，“从莫斯科一路往东，穿过乌拉尔山，穿过鄂毕河，穿过叶尼塞河，一直走到连熊都不愿意待的地方，然后在那里挖矿、伐木、修路，直到冻死或者累死。”
赫尔岑的语气很轻松，象是在讲一个跟自己无关的笑话。
“我父亲动用了所有的人脉关系，把我从流放的名单上划掉了，代价是我必须离开莫斯科，去诺夫哥罗德当一个省政府的文员。”
赫尔岑喝了一口酒。
“我在那里待了两年，每天抄写那些永远也抄不完的公文，当个公务员实在是太没趣了。”
然后他突然开始模仿着宪兵司令的语气。
“赫尔岑先生，西伯利亚是一个很适合写作的地方，那里非常安静，没有人会打扰您。”
理查德被他的模仿逗得笑出了声，气氛一下子轻松了不少。
“所以你看，”赫尔岑摊开双手，“吵架算什么？至少你父亲不会把你流放到西伯利亚去。”
“亚历山大，我能不能在你这里暂住几天？”
赫尔岑看了他一眼。
“当然可以，”他说得毫不尤豫，“沙发归你，不过你得忍受我的作息，我通常写到凌晨三四点，煤油灯也会一直亮着。”
“多谢了。”理查德松了口气。
“客气什么，”赫尔岑走到书桌前，拿起那叠手稿，“对了，你来得正好，我最近在写一篇新的小说，刚写完初稿，你帮我看看？”
理查德接过手稿，封面上用俄文写着一行潦草的标题。
“《偷东西的喜鹊》？”
“对，”赫尔岑在他对面坐下来，眼睛里闪着期待，“你读读看。”
理查德翻开第一页，借着壁炉的火光读了起来。
赫尔岑坐在藤椅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一脸期待地看着理查德。
理查德接过稿纸，低头扫了几眼。
手写的俄文花体字歪歪扭扭的，好在理查德的俄文还算过得去。
【安涅塔的才华是惊人的，当她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整个剧院都在她的掌心里，她可以让观众笑，可以让观众哭，可以让观众忘记自己身在何处，然而她是一个农奴，这意味着她的才华、她的美貌、她的灵魂，都属于另一个人
。她不是那种把自己的女演员当作摇钱树的地主，她爱戏剧，她爱自己的剧院，她象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自己的演员们。但是，她的爱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这些演员是她的财产。她可以善待他们，可以给他们缝制华丽的戏装，可以为他们购置昂贵的道具，但她不能给他们自由。因为一个地主善待自己的农奴，并不等于他承认农奴有权获得自由。】
理查德念完这段，抬起头来。
赫尔岑正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怎么样？”
理查德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又低头看了一遍。
这种写法在1848年的欧洲确实非常新颖，大多数小说还在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居高临下地评判人物，而赫尔岑却选择了一个旁观者的视角——通过那位演员的眼睛来观察和讲述这个故事，这种叙事手法在当时确实相当前卫。
“很厉害，”理查德由衷地说，“你把农奴制的问题从政治层面拉到了人性层面，用爱和自由的矛盾来揭示制度的荒谬，这比直接评击要有效得多。”
“你真这么觉得？”赫尔岑高兴地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当然，“理查德又看了一眼稿纸，“不过我倒是有个问题——你写的是一个俄国女演员的故事，那你觉得，为什么俄国没有伟大的女演员？”
赫尔岑一愣，随即来了兴致。
“你觉得呢？”
“我觉得答案就在你刚才写的那段话里，”理查德指了指稿纸，“一个女演员，不管她多有天赋，只要她是农奴，她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因为艺术需要自由，而农奴没有自由。法国有拉歇尔，意大利有里斯托丽，英国有西登斯夫人，因为这些国家的女演员至少拥有自己。”
“而俄国的女演员.....”
“是地主的财产，”赫尔岑接过话头，“她们登台不是因为热爱，而是因为主人命令她们登台。她们表演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取悦主人。一个连自己都不属于自己的人，怎么可能把灵魂注入角色？”
“所以关键不在于天赋，而在于....”
“自由。”两个人几乎同时说出了这个词。
赫尔岑猛地拍了一下大腿。
“就是这个！这正是我想说的！”
他兴奋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在狭小的房间里来回踱步，一边走一边挥舞着手臂，嘴里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俄国农奴制对艺术发展的扼杀，从剧院讲到音乐学院，从画家讲到作家，越说越激动。
理查德靠在床头，一边听一边喝酒，偶尔插上一两句。
伏特加的瓶子很快就见底了，赫尔岑又从柜子里翻出一瓶来，理查德也不客气，接过来就给自己满上。
理查德举起杯子。
“敬安涅塔。”
赫尔岑走回来，拿起自己的杯子，跟理查德碰了一下。
“敬安涅塔。”
两个人就这样又开始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
话题从俄国女演员聊到法国大革命的戏剧审查，从审查制度聊到言论自由，从言论自由又聊到文学的本质。
窗外的伦敦依旧灰蒙蒙的，壁炉里的火渐渐暗了下去，但房间里的气氛却越来越热。
“理查德，你呢？”赫尔岑已经喝得满脸通红，舌头都有些大了，“你不是也写东西吗？让我看看你最近在写什么。”
理查德尤豫了一下，然后从外套内袋里掏出那叠被揉得皱巴巴的稿纸。
“还没写完，只有前面几章。”
赫尔岑一把抢了过去，凑到壁炉的馀光下眯着眼看标题。
“《杀死一只知更鸟》？”他念了一遍，然后抬头看着理查德，“一个猎人的故事？”
“你看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