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低头看了起来。
理查德靠在床头，给自己又倒了一杯伏特加，看着赫尔岑的眉头从舒展到微蹙，再到渐渐拧成一团。
“你这段开头写的是什么地方？”赫尔岑抬起头。
“波希米亚南部的一个小镇，”理查德说，“一个德意志人和斯洛伐克人混居的小镇。”
“波希米亚......”赫尔岑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继续念。”
理查德接过稿纸，借着壁炉的馀光念了起来：
“拉德尼采是一个乏味的小镇。说它乏味，并不是因为它比波希米亚的其他小镇更穷或者更脏，而是因为这里的人从出生到死亡，一切都已经被安排好了。德意志人住在镇子东边的砖房里，斯洛伐克人住在西边的木屋里，中间隔着一条不到三尺宽的水沟，却比多瑙河还要难以逾越。镇上唯一的学校只教德语，唯一的教堂只唱德语赞美诗，唯一的酒馆也只接待德意志客人——尽管端酒的和扫地的都是斯洛伐克人。”
赫尔岑听到这里，轻轻嗯了一声。
理查德继续念：
“我们的邻居舒尔茨先生是镇上的文书，他有一个女儿叫安娜，还有一条叫弗里茨的狗。弗里茨是一条很老的狗，每天趴在门廊下面晒太阳，对谁都摇尾巴。但镇上的人说，弗里茨只对德意志人摇尾巴，对斯洛伐克人只会龇牙。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因为我不太懂狗的语言，但我确定的是，舒尔茨先生对斯洛伐克人确实只会龇牙。”
赫尔岑忍不住笑了一声。
“这个开头不错，“他说，“用孩子的视角来写偏见。”
理查德翻到下一页：
“事情是从那年秋天开始的。舒尔茨先生家丢了一只银怀表，那是他父亲留给他的，据说是维也纳的工匠打的，表盖上还刻着双头鹰的纹章。舒尔茨先生发了疯似的到处找，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连弗里茨的狗窝都搜了一遍，但怀表就象长了翅膀一样凭空消失了。然后
。他们家三代人给镇上所有的德意志人修过屋顶，没有一户人家的烟囱是他们没有碰过的。
理查德念到这里停了下来。
赫尔岑的表情已经变了。
“继续。”他的声音低沉了下来。
“审判是在镇上的市政厅举行的。说是审判，其实不过是。为扬辩护的是从布拉格来的一位年轻律师，他穿着一件不太合身的黑色外套，说话的时候总是推一推鼻梁上的眼镜，看起来跟这个小镇格格不入。”
。
。！我亲眼看到他从卧室的方向走出来！
“没有人质疑舒尔茨先生的证词，没有人问，一个正在阁楼上修屋顶的工匠，为什么要走进主人的卧室。没有人问，舒尔茨先生当时是否真的在看他所说的那个方向。没有人问任何问题，因为答案从一开始就已经确定了，一个斯洛伐克人，在一个德意志人家里，丢了一件值钱的东西，那还能是谁干的呢？”
赫尔岑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理查德，”他缓缓说道，“你写的这个......不只是波希米亚的故事吧？”
理查德没有正面回答。
“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跟俄国的农奴制是一回事，不同的只是名字——你们叫他们斯洛伐克人，我们叫他们农奴，但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一群人决定了另一群人不配拥有公正。”
理查德又翻了一页。
“你还没听到最重要的部分。”
他声情并茂地念道，仿佛是在表演节目。
“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并不坚信我们的法庭和我们的陪审制度完美无缺、公正无私。先生们，法庭不会比坐在我面前的任何一位陪审团成员更公正，法庭只能和它的陪审团一样完善。我对诸位先生充满信心，相信你们会用理性的眼光重新审查你们听到的证词，做出一个公正的裁决，让被告和家人团聚，以上帝的名义，尽你们的职责吧！”
“如果陪审团的结论是有罪，他们对被告连一眼也不会看。当陪审员。法官逐一询问每个陪审员对裁决的意见：‘有罪.....有罪......有罪....有罪’”
理查德念完这些之后，房间里陷入了沉默。
壁炉里的火已经快要灭了，只剩下几块木炭发出微弱的红光。
过了好一会儿，赫尔岑才开口。
“然后呢？”
理查
。宣判的那天，他的妻子站在法庭外面，怀里抱着他们最小的孩子，什么话也没有说。舒尔茨先生从法庭里走出来的时候，路过她身边，甚至还朝她点了点头，就象路过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
“后来我听父亲说，那只银怀表其实从来没有丢过。舒尔茨先生的女儿安娜告诉我，怀表一直都在她父亲的书桌抽屉里，只是他忘了放在哪里。诺瓦克翻案，因为一个斯洛伐克人的三年苦役，不值得让一个德意志文书承认自己弄丢了东西。”
“那年冬天特别冷，扬在苦役营里染了病，没能撑到来年开春。他的妻子带着三个孩子离开了拉德尼采，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但安娜记得，我也记得。”
理查德念到这里停了下来，翻到最后一页。
“我后来问父亲，为什么好人会受苦？
“然后他走到窗边，望着院子里那棵老榆树，又说了一句。
“我问：为什么。”
理查德念完了最后一页，将稿纸放在膝盖上。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
赫尔岑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那双眼睛盯着壁炉里快要熄灭的炭火，象是在看什么很远很远的东西。
理查德没有打扰他，只是默默地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伏特加已经喝到第三瓶了。
“理查德。”
赫尔岑的声音把他从思绪中拉了回来。
俄国人站了起来，把稿纸从理查德膝盖上拿过去，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这一次他没有出声，只是嘴唇微微翕动，无声地跟着文本一行一行地读。
理查德看着他翻页的手指，忽然有些紧张。
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并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想把前世读过的那个故事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讲一遍，把美国南方的种族歧视换成奥地利帝国的民族歧视，把黑人换成斯洛伐克人，把白人换成德意志人。
维也纳的宫廷说着德语，维也纳的法律用德语写着，维也纳的军队也唱着德语，而这个帝国里超过一半的人根本不会说德语。
赫尔岑的声音有些沙哑，“我的作品，读者读完以后可能会感到愤怒，但你的读者读完以后会说不出话来。毕竟愤怒可以发泄，可以遗忘，但沉默不行，一个人一旦沉默了，他就再也无法假装自己不知道。”
他停顿了一下，象是在斟酌措辞。
“你让读者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就是旁听席上那些鼓掌的人。每一个人读到陪审团做出裁决的时候，都会觉得那是不公正的，但如果你问他们——如果你当时坐在那个法庭里，你会站出来说话吗？“
赫尔岑摇了摇头。
“没有人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宁愿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也不愿做一个孤独的反对者。你的故事逼着他们面对这一点，这才是最残忍的地方。”
理查德端着酒杯，没有接话。
赫尔岑走到他面前，把那叠皱巴巴的稿纸郑重地放在他手上。
“理查德，这本书应该出版。”
“出版？”
“对，出版，”赫尔岑的语气不容置疑，“不只是为了奥地利人，也是为了俄国人，为了所有那些在沉默中旁观的人。这本书虽然写的是波希米亚的小镇，但它说的每一句话都适用于圣彼得堡的法庭、巴黎的沙龙、和伦敦的议会之中。”
他看着理查德的眼睛。
“你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