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护车的鸣笛声撕裂了城西废弃厂区上方的寂静。红蓝灯光在黄昏的天色中急促闪烁，映照着锈蚀的厂房和荒草，像某种不祥的预兆。
王振国被抬上担架时，意识已经陷入深度昏迷，仅存微弱的生命体征。左奇函跟车，一路握着他的手——不是出于同情，而是防止他在颠簸中突然醒来做出过激举动，尽管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担架上那张灰败的脸在急救灯下显得格外嶙峋，眼窝深陷，嘴角残留着干涸的血沫。那件印有“星辰钟表厂”字样的工装外套沾满污渍，袖口磨损处露出内里深色的、疑似血迹的斑块。
张桂源则上了警车带着其他人随后赶到医院。急救室的门紧闭，红灯亮着。
陈浚铭已经联络了医院方面，调取王振国的医疗记录。他有高血压和冠心病史，这或许能解释他为何如此虚弱，但捆绑的痕迹和脱水的体征，更指向长时间的囚禁和虐待。
“他说的‘李默回来了’，是什么意思？”陈思罕站在急救室外的走廊上，压低声音问，“回来复仇？可他自己不就是主谋之一吗？怎么反倒像受害者？”
“有两种可能。”王橹杰靠在对面的墙上，目光盯着急救室门上那盏红灯，“第一，王振国并非完全的主谋，他可能受到胁迫，或者与李默有更复杂的恩怨。第二，李默的复仇对象，不仅限于直接伤害他的人，也包括当年所有背叛、沉默或袖手旁观的人。王振国开除他，就是一种背叛。”
张函瑞没有参与讨论。他站在走廊尽头的窗边，看着窗外逐渐暗沉下来的天色。城市华灯初上，远处车流如织，一片繁华景象。
而就在这片繁华之下，废弃的工厂里，一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副厂长像垃圾一样被塞在工具柜里，嘴里念叨着“报仇”。
他想起王振国怀表里那张黑白照片。年轻的王振国搂着更年轻的李默的肩膀，两人对着镜头笑，背后是钟表厂老车间的大门，上面挂着“技术比武光荣榜”的横幅。
1988年，李默刚进厂两年，还是王振国的徒弟。照片背面那句“与徒弟李默合影”，字迹工整，甚至能看出书写者当时的心情不错。
师徒。
这个词在张函瑞舌尖滚过，带着一丝荒谬的苦涩。是什么样的转变，能让曾经的师徒，走到今天这一步。一个沦为阶下囚，奄奄一息；另一个下落不明，可能满手血腥。
“函瑞。”张桂源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
张函瑞转过身。
“你和橹杰准备一下。”张桂源说，“等王振国情况稳定，能开口了，审讯由你们负责。他现在的心理防线最脆弱，是突破的最佳时机。”
“明白。”张函瑞点头。他擅长捕捉微表情和语言漏洞，王橹杰擅长逻辑推演和压力审讯，两人搭档，往往能撕开最顽固的嫌疑人的嘴。
“龙哥，”陈浚铭从楼梯间跑过来，手里拿着平板，“医院档案查到了，王振国有高血压和冠心病，长期服药。另外，我调取了他近三个月的购药记录”
陈浚铭：“你看，他常用的降压药和心脏药，最后一次在正规药店购买是两个月前，之后就没有记录了。但他被绑架或者说囚禁的时间，很可能不止两个月。”
“所以，要么有人给他提供药物，要么他断药很久了。”张桂源皱眉，“哪种情况更糟？”
“断药很久更糟。”杨博文的声音从后面传来。他刚赶到医院，手里还拎着痕检箱，“降压药和心脏药突然中断，加上囚禁带来的精神压力和可能的虐待，会极大加剧他的器官损伤。他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奇迹。”
“或者是，”王橹杰缓缓道，“囚禁他的人，并不想让他立刻死。断药是一种缓慢的折磨，就像…审判。”
走廊里一时沉默。只有急救室仪器规律的嘀嗒声隐约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