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城西老城区。
一片待拆迁的城中村，低矮的自建房，狭窄的巷子，电线如蛛网般在头顶交错。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霉味和垃圾的酸臭味。
几个便衣警察分散在巷口，张桂源、左奇函、杨博文、陈思罕四人走进巷子深处。
根据线索，李强出狱后在这片城中村租了间房子，但具体位置不明。他们找到房东，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说话带浓重的本地口音。
“李强？那个瘦高个？是住这儿，三楼最里面那间。但好几天没见人了，房租还欠着呢。”老太太抱怨。
“什么时候搬走的？”
“不知道，我不住这儿。就收租时来一下。上次见他是……大前天？对，大前天晚上，他匆匆回来，拿了点东西又走了，脸色不好看。”
大前天，正是案发当晚。
“能开门让我们看看吗？”
“钥匙在这，你们看吧，看完锁好。”
三楼最里面的房间，门很旧，锁是普通的挂锁。
打开，屋里很简陋，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床上被子没叠，桌上散落着烟头和泡面桶。衣柜里只有几件旧衣服，墙角堆着几个空酒瓶。
左奇函和杨博文开始搜查。床下，桌底，墙缝，不放过任何角落。陈思罕在检查桌上的物品——一个打火机，半包烟，几张超市小票，还有一本很旧的笔记本。
笔记本是电厂的工作笔记，扉页写着“周建国师傅赠，2009年”。里面记着一些电工知识和工作要点，字迹工整。但最后几页，有新的字迹，很潦草，写了几行字：
“对不起，师傅。”
“我没办法。”
“最后一次。”
“下辈子还你。”
“队长，你看这个。”陈思罕把笔记本递过去。
张桂源翻看，眉头紧锁。这确实是李强的字迹，和档案里的笔迹比对一致。但为什么说“对不起”？为什么是“最后一次”？
“这里有东西。”杨博文在床垫下摸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个小药瓶。他打开闻了闻，脸色一沉：“毒品，冰毒。还有注射器。”
“李强复吸了。”左奇函说。
“不止。”杨博文检查药瓶，“这些是医院的处方药，治疗癌症的。但被磨成粉，和毒品混在一起。他在用毒品缓解疼痛？”
“癌症？”张桂源看向那些药瓶，标签被撕了，但能看出是某种化疗药物。
“李强可能病了，而且是重病。”王橹杰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他在局里实时跟进。
“癌症晚期病人，有时会用毒品镇痛。但需要钱，大量的钱。这可能是作案动机。”
“但为什么找周建国？而且说对不起？”
“周建国可能是他最后能想到的人，或者……最后对不起的人。”
搜索继续。在衣柜最底层，左奇函找到一个铁盒，打开，里面是几张照片——周建国和李强的合影，在电厂门口拍的，两人都穿着工装，笑得很开心。
照片下面，压着一封信，没写完：
“师傅，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不在了。我对不起你，当年偷厂里的东西，让你丢了先进，还让人笑话你带出个贼徒弟。这些年，我一直在想，如果当年你没替我顶罪，我可能早就死在牢里了。但我没出息，又走错了路。现在得了这个病，医生说没几个月了。我想在走之前，给你留点钱，算是还当年的债。但我没别的本事，只能……”
信到这里断了。后面是空白的。
办公室里，所有人都沉默了。晨光从百叶窗照进来，在信纸上投出细长的光斑，那些字迹在光下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沉重。
“所以他是去还债的，”陈思罕轻声说，“用这种方式还债。”
“但周建国不会要这种钱。”左奇函说。
“他知道，但他没别的办法了。”杨博文顿了顿，“癌症晚期，复吸毒品，走投无路。他想在死前做件‘对’的事，但用了最错的方法。”
对讲机里，王橹杰的声音有些沉：“找到李强现在的可能位置了。他在城东的安康医院，用假名住院，癌症晚期，肺癌转移。医生说他最多还有一个月。”
“去医院。”张桂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