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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三章 那些背离初衷的发明

    第83章 那些背离初衷的发明【历史上有一批发明家,他们造出东西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一回事,历史拿去用的完全是另一回事。

    他们手里的图纸画的是救人的药、保命的机器、造福人类的设备,但时间这个不靠谱的快递员,把包裹送到了完全不同的地址。

    以下就是几件最著名的“初衷迷路”案例。

    鸦片与吗啡的初衷是止痛。

    早在公元前3400年,苏美尔人就在泥板上刻下了罂粟的药用方法,他们叫它“快乐植物”。

    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手持罂粟杖,因为鸦片确实能止痛,能让濒死的人在最后时刻不痛苦。

    16世纪,帕拉塞尔苏斯把鸦片泡在酒精里制成鸦片酊,这种被称为“不朽之石”的药剂成了欧洲所有药店的必备品,从牙痛到痢疾到失眠,一瓶下去全管。

    问题是,它管得太多了,鸦片在止痛的同时顺便帮你把焦虑、羞耻、责任心和活着的实感一块儿打包带走。

    到了19世纪,鸦片酊在欧美家庭中的普及程度,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布洛芬。

    家庭主妇操劳一天腰酸背痛,喝一口;婴儿哭闹不止睡不着觉,喂一勺。

    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它是药。

    他花了数年时间从罂粟中提纯出一种生物碱,其效力是鸦片的十倍。

    1804年,他把这种物质命名为“吗啡”,致敬希腊梦神摩耳甫斯。

    这个名字起得太诚实了,它确实能让你睡过去,有时候一睡不醒。

    1863年吗啡被发明出来的几十年前,注射器问世,两者在战场上相遇了。

    美国内战、普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吗啡针剂是军医的标配,它能迅速止痛,让惨叫的伤员安静下来。

    安静下来的伤员一部分活了下来,带着针眼和从此无法摆脱的注射习惯回到家乡,另一部分直接在吗啡过量的平静中永远安静了。

    战后的退伍军人群体中,吗啡成瘾成了一种流行病,它有一个绰号叫“士兵病”。

    一个想帮人止痛的药剂师,最终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大规模药物成瘾群体。】

    篝火旁的佃户们看着天幕上那些面色苍白、注射后逐渐安静下来的士兵,又看到他们战后回家时胳膊上布满针眼的画面,表情渐渐变得复杂起来。

    一个佃户率先开口,语气里带着一种朴素的困惑:

    “那个叫罂粟的草,不是用来止痛的吗?怎么用了之后,人就变成那样了?”

    他指了指天幕上那个正在注射吗啡的士兵,“刚打进去的时候确实不疼了,可后面呢?他回家以后怎么办?”

    旁边一个佃户接话:

    “那些针眼密密麻麻的,看着就不正常。要是俺们村里有人这样,大伙儿肯定觉得他中了邪。”

    另一个佃户声音放低了些:“可打仗受伤了,不能不治吧那到底是救人的药,还是害人的东西?”

    巴斯德坐在实验室的椅子,手指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两下,吗啡在他的时代已经被广泛用于医疗,他们也确实知道严重滥用的后果,可问题是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

    他嘀咕道:“战场上伤员需要止痛,医生手里只有吗啡。即使知道它可能让人上瘾,也只能先用了再说。”

    他拿起桌上的羽毛笔,又放下了,“该寻找一种能够代替吗啡的药物,也要想办法让人戒掉这该死的瘾。”

    维多利亚女王坐在书房里,目光停在那些战后退伍军人面色苍白、胳膊上布满针眼的画面上。

    “士兵在战场上经过吗啡治疗,当时是保住了命,可战后上瘾,相当于他们再也没有价值了。”她把手轻轻搭在膝盖上,“但这其中利益太大,无法插手叫停,而且没有药物可以替代,才是关键。”

    他在美国内战期间看到无数年轻士兵死在战场上,不是死于子弹,而是死于感染,伤口本身不致命,致命的是伤口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因为伤员太多、军医太少。

    他的逻辑很简单:如果一把枪能打出十把枪的子弹,就不需要十个士兵上战场,感染和死亡就会减少。

    1862年,加特林机枪问世,手摇曲柄驱动,多根枪管旋转射击,每分钟理论射速达到两百发。

    加特林是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战争本身就是最大的恶,减少参战人数就是在减少恶的总量。

    他错在误以为战争是为了杀人而杀人。

    战争是为了赢而杀人。机枪不会让战争消失,它只会让坚持要用十个士兵的那一方被屠杀殆尽。

    于是另一方也开始用机枪,双方都用了,没有一方愿意减少士兵数量,他们只是把战线拉长到几百公里,让更吐司兵趴在新挖的战壕里,被对面几十公里外射来的子弹打死。

    一战索姆河战役,英军一天之内阵亡近两万人,创下英军历史上单日伤亡的纪录。

    死在一战机枪下的亡魂,比加特林想拯救的士兵总数还要多。

    天幕上那段关于加特林机枪的讲述还在继续,但那挺手摇曲柄驱动的“杀人机器”已经足够让篝火旁的佃户们目瞪口呆。

    画面中,加特林机枪喷吐着火舌,子弹所到之处尘土飞扬、人影倒下,那密集的“哒哒”声像镰刀收割麦子一样整齐而骇人。

    一个佃户率先开口,语气里带着一种被常识颠覆后的无语:

    “什么叫阻止战争,然后造了一台强大的杀人机器?合著没有人了就没有战争了是吧?这人是什么脑回路?我严重怀疑他是给自己找补。”

    他摇了摇头,像是被一个蠢到极点的逻辑噎住了。

    另一个佃户指著天幕上那挺正在冒蓝火的加特林机枪,声音都变了调:

    “就我一个人觉得那个什么加特林很可怕吗?哒哒哒地扫射下去,一批人就倒下了。”

    旁边一个佃户跟着点头,像是想找一句更重的话来形容:“我嘞个龟龟,未来人怎么搞到这种大杀器的?这东西要是出现在咱们村里,都不用打仗了,直接投降算了。”

    几个佃户看着天幕上那片正在被子弹扫过的战场,不自觉地往后缩了缩。

    当画面转到一战索姆河战役的数字时,俱乐部里的绅士们已经说不出话了。

    一个穿深色马甲的绅士犹豫了片刻才开口:

    “能简写为一战的战争,加上各国的发展冲突,或许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了。之前还似乎提到过二战”

    他停了一下,像是在等著那句话被确认,“如果一战是这个规模,那二战又是什么样?”

    有人放下酒杯,有人把手里的书合上,没有人接话。

    这下真的是误闯天家了。

    维多利亚女王坐在书房里,她沉默了好一会儿:“战争在几十年后爆发,在天幕出现之后变数更大。或许真的应该未雨绸缪了。”

    她停了停,目光没有离开天幕上那片正在被弹幕覆盖的战场,“战争这个词,真是可怕。”

    【跑步机

    这东西的原名叫“踏车”,字面意思就是踩着轮子走路的机器。

    丘比特设计它不是为了强身健体,而是要把犯人最后一点体力榨干。

    当时英国监狱里塞满了轻罪犯人,偷一块面包、欠几个先令、在别人地界上捡柴火,都能被关进来。

    监狱管理者面临两个头疼问题。一是犯人们每天无所事事,挤在牢房里打架、赌钱、密谋越狱。

    二是当时流行一种观念,认为懒惰是犯罪的根源,如果能让犯人用汗水和肌肉酸痛来偿还他们的罪孽,他们的灵魂就能被洗刷干净。

    踏车就是这两种焦虑的完美解药。犯人们每天在踏车上攀爬六个小时,相当于连续攀登四千多米的高山。

    犯人们给踏车起了个外号叫“跺轮”,跺到骨头发软还在跺。

    ”被判两年苦役,他在里丁监狱里被赶上了踏车。

    他在狱中书简《自深深处》里写下了那段经历:连续数小时攀爬无止境的阶梯,直到膝盖变成两块松动的骨节,每次踏上下一级踏板都在祈祷这是最后一步,然后腿还是抬了起来,落在更上面的一块木板上。

    王尔德出狱时膝盖几乎废掉了,他的余生都在法国廉价旅馆里辗转,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踏车的残酷程度逐渐引起公众关注,1898年英国监狱法修订,踏车终于被废弃。

    然后这个被诅咒的轮子在20世纪发生了人类发明史上最惊人的漂白。

    20世纪中叶有人开始在飞轮上加装皮带来调节速度,让踩踏者自己选择快慢,这个修改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改变了踏车的定义。

    施加痛苦的权力从狱警手里转移到了踩踏者脚上,这是一场无声的革命。

    健身房老板们从这个理论中找到了商机,他们需要一种能让人在室内长时间匀速运动且不觉得太枯燥的设备。

    在监狱仓库里落了几十年灰的踏车被重新翻了出来,刷上新漆,装上电子显示屏,改名叫“跑步机”。】

    天幕上关于跑步机的讲述还在继续,篝火旁的佃户们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

    一个佃户指著天幕上那些正在踏车上攀爬的犯人,笑出了声:

    “什么跑步机啊,谁会花钱去买这玩意儿?在地上难道不可以跑吗?”

    他拍了拍膝盖,像是被这个主意逗得停不下来,“还得花钱去踩轮子?那不是跟驴拉磨一样?”

    旁边几个佃户跟着点头,有人擦了擦眼角笑出来的泪。

    另一个佃户接过话,语气带着一种找到了确切比喻后的确信:

    “不过用来折磨犯人确实挺可怕的,无休止不能停下来,就像那个什么对,弗朗西斯——”

    他卡了一下,想不起名字。刘易斯镇长从后面走过来,抬手在他后脑勺轻轻拍了一下:“那叫西西弗斯。”

    佃户摸了摸后脑勺,咧嘴笑了:“对对对,西西弗斯。那个每天推石头上去又滚下来的倒霉蛋。”

    他看向天幕,“就是一直走,一直走,永远停不下来。”

    旁边一个佃户接话,表情认真了些:

    “还不如找条狗追着你咬呢,那不是运动量更大?”

    几个佃户像被奶龙传染了一样笑作一团。

    大狗嚼嚼嚼俱乐部布鲁斯请求出战。

    而在房间的另一个角落,王尔德正坐在沙发里,手里还端著一杯没来得及喝的酒,天幕上的画面已经从他的视野里滑过去了,但他的目光没有移开。

    那句“与其他男性发生严重猥亵行为”像是被放大、被拉长,定格在他眼前,让他整个人僵在原地,像被一根看不见的钉子钉住了。

    他脸色一点一点变白,喉结上下滚了一下,握著酒杯的手指微微收紧,几乎要捏碎杯壁。

    他沉默了很久,直到旁边有人轻轻唤了他一声,他才像是从一段没有声音的通道里走出来,放下酒杯,声音比平时低了许多:

    “谁状告的难道是波西?”他停了片刻,像是在检查那段记忆的边缘,“不应该是他的父亲。”

    他抬手捂住脸,指尖陷进发际线,不再动弹。

    窗外的烛火在他手背上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那动作停得很慢,像是他正在用这个姿势,抵住一段他无法立刻消化的判词。

    维多利亚女王坐在书房里,缓缓开口:“既然天幕都这么说了,不如直接废除这种刑具得好,还能收刮一波人心。”

    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计划通。

    【伟哥的初衷是治疗心脏病。

    20世纪90年代初,辉瑞公司的研究人员合成了一种叫西地那非的化合物,设计目标是扩张血管、缓解心绞痛。

    一期临床试验在威尔士的一家医院展开,心绞痛患者们按时服药,研究人员在病床前记录数据。

    疗程结束后回收数据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几乎所有男性患者,都拒绝交还剩余的药片。

    这个反常情况引起了研究人员的注意。他们仔细翻遍了所有的反馈表,才注意到一位护士的备注:给药后受试者出现勃起。

    辉瑞迅速调整研发方向,把一种失败的心血管药物改造成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口服药。

    1998年,美国fda批准西地那非上市,商品名“万艾可”。

    它在国内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伟哥,伟哥成了辉瑞有史以来最赚钱的产品,全球销售额巅峰时期每年超过二十亿美元。

    这个商业奇迹的背后,是所有参与一期临床试验的威尔士心绞痛患者,他们签了知情同意书,被告知试验目的是测试一种心脏病新药,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们吃了药之后会勃起。

    他们只是在填副作用反馈表的时候,不好意思地多写了几句话。

    纵观这些发明,从鸦片吗啡到机枪,从代纳迈特到伟哥,你会看到一种一再重演的荒诞。

    发明家画一条直线,指向一个目标,止痛、减少伤亡、惩罚犯人、扩张血管,但这根线一进入现实的地面就会自己拐弯,像一截被磁铁吸走的铁屑。

    发明像一粒种子,你把它埋进土里,你猜得到它的品种,但永远猜不到它会长成什么形状。】

    佃户们看完天幕上伟哥的来历,沉默了两秒,然后相视一笑。

    那个笑容里带着一种男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

    一个佃户率先打破了那层薄薄的矜持:“这伟哥好啊。”

    旁边的佃户跟着点头,像是怕别人听不见似的补了一句:“这伟哥真是个好东西啊。”

    然后几个人齐刷刷地转过头,目光落在刘易斯镇长身上。

    眼巴巴的,像是在村口等著糖葫芦车经过的孩子。

    刘易斯被盯得浑身不自在,往后仰了仰,双手一摊:

    “当我是上帝啊?要什么有什么吗?又是香蕉又是柠檬又是伟哥的,你们把我当百宝箱使呢?。”

    俱乐部那边,绅士们正襟危坐,但交头接耳的声音已经压不住了。

    一位穿深色马甲的绅士低声问旁边的人:“这伟哥哪位医生或者化学家能造出这种药物?”

    旁边的人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认识,但眼神里带着一种“如果有渠道我也想打听一下”的跃跃欲试。

    几个贵妇人坐在另一边,手里的扇子摇得不紧不慢,嘴角微微翘著,像是听到了什么有趣的八卦但不好意思表现得太过明显。

    篝火旁,角落里一个佃户蹲在石头上,,摇了摇头,语气里带着感叹:

    “这些发明怎么都离原来的目的十万八千里远啊?治心脏的跑去治别的了,打战的跑去救人,人救不成反而杀得更多,连监狱里折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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