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吃了吗？”
“啊？”
这个问题显然超出了玛丽的预期。
“我问你吃没吃饭，”理查德重复了一遍。
“吃了。”玛丽很想争气，但她的肚子很不争气地叫了一声。
“你先把你的东西放到门口去，”他朝自己的房子抬了抬下巴，“先放在台阶上就行。”
“先生？”玛丽一脸茫然。
“我正打算去吃个晚饭，”理查德一脸无所谓地说，“你干脆跟我一起去吧。”
玛丽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想到自己有可能因此找到工作，最后还是转身跑回去，拿起自己的行李。
她把那个灰扑扑的包袱和鼓鼓囊囊的帆布袋小心翼翼地放在理查德家门口的台阶上，低着头站在理查德身后半步远的地方。
理查德绝对不是什么滥好人，这一点他自己很清楚。
如果换作前世，他大概会同情这个女孩，然后给她几先令，祝她好运。
每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情况，同情心是最廉价的情感，它改变不了任何人的处境，顶多让施予同情的人心里好受一点罢了。
但是，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就会变得美好，理查德对此深信不疑。
......
两个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地穿过布卢姆茨伯里的街道，朝最近的集市走去。
集市上的人不多，偶尔有几个裹着围巾的行人匆匆经过，理查德直奔一家卫生还算不错的炸鱼摊子。
“老板，来两份炸鱼，多放点盐。”
摊主手脚麻利地捞了两条裹着面糊的炸鱼出来，用旧报纸包好递过来。
理查德付了钱，接过纸包，转身递给玛丽。
玛丽愣了一下，连忙伸手接过来，小心翼翼地捧着，象是捧着什么宝贝似的。
理查德又走到不远处的摊子，买了一份薯条。
真不懂这些人为什么没想到炸鱼可以跟薯条一起卖，还得让自己再去找个薯条摊子。
理查德在集市旁边找了一张长椅，坐了下来。
十一月的伦敦，傍晚的风已经冷得刺骨了，但长椅旁边有一盏煤气灯，橘黄色的光洒下来，勉强能让人感觉到一点暖意。
玛丽站在长椅旁边，手里捧着那包炸鱼，不知道该坐还是该站。
“坐啊，”理查德拍了拍长椅的另一端，“站着怎么吃。”
玛丽尤豫了一下，小心翼翼地坐在了长椅的最边缘，跟理查德之间隔了至少两个人的距离。
理查德把薯条放在两人中间，拆开自己那份炸鱼的报纸，咬了一口。
面糊炸得酥脆，鱼肉嫩得几乎入口即化，盐粒在舌尖上化开，带着一股油脂特有的香气。
他看了一眼玛丽，她还捧着那包炸鱼。
“怎么不吃？”
“我……”玛丽低头看着手里的炸鱼，声音小得象蚊子，“我想留着。”
“留着？”
“留着明天吃，今天已经吃过东西了。”
理查德看她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吃呗，凉了就不好吃了。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大概是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玛丽只是尤豫了几秒，然后小心翼翼地撕下一小块鱼肉放进嘴里，在品尝到美味后。
整个人大快朵颐，完全顾不上什么仪态，等玛丽把最后一块鱼肉塞进嘴里的时候，她脸上忽然浮现出一种羞愧的表情。
“对不起，先生，我....”
“吃饱了吗？”理查德打断了她。
玛丽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那好，”理查德把剩下的薯条推到她面前，“把这些也吃了。”
“可是先生您还没——”
“我吃饱了，炸鱼太油了，吃多了腻。”
理查德靠在长椅上，看着煤气灯下飘过的雾气。
“玛丽，你上一份工作，是在哈罗比夫人家？”
玛丽咽下薯条，点了点头。
“做了两年？”
“两年零三个月，从四十五年的五月到四十七年的八月。”
“为什么走了？”
“哈罗比先生投资铁路亏了钱，”玛丽的声音低了下去，“家里养不起那么多仆人了。夫人把我叫到书房，跟我说了实话——她说她很想留我，但实在是付不起工资了。”
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夫人对我很好。临走的时候，她多给了我一个月的工钱，还写了那封推荐信。”
理查德点了点头。
“那之后呢？”理查德问，“从四十七年到现在，快两年了，你一直在找工作？”
玛丽沉默了一会儿。
“找过，”她说，“一开始找了几家，但都没有下文。后来……后来我就去了曼彻斯特。”
“曼彻斯特？”
“我有个表姐在曼彻斯特的纺织厂做工，”玛丽说，“她说厂里缺人，我就去了。”
“做了多久？”
“八个月，”玛丽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然后厂子就关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回了伦敦，”玛丽说，“曼彻斯特待不下去了，伦敦至少……至少人多一点，机会多一点。”
“那你家里还有什么人？”理查德换了个话题。
“父母都没有了，”玛丽摇了摇头。
“你有兄弟姐妹吗？”
“有一个弟弟，”玛丽说，“但他跟着我叔叔去了利物浦。”
“你为什么不跟着去？”
玛丽低头沉默不语。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个没有家庭庇护的年轻女性，能做的选择少得可怜。
工厂、仆役、或者更糟的去处，那些在街头徘徊的女人，有多少人一开始也是想找一份正经工作的？
理查德靠在长椅上，看着头顶的煤气灯发呆。
他确实需要一个佣人，这一点毫无疑问。
一个人住在这栋三层楼的房子里，日常维护的这些事情就占了他太多时间，而他真正需要做的事情，反而被挤到了角落里。
但他需要的不是一个随便什么人都行的佣人，他需要一个可靠的佣人。
可靠，这两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在维多利亚时代，仆人偷主人的东西是家常便饭，甚至偷主人的信件拿去卖给八卦报纸。至于跟外面的男人勾勾搭搭、把主人的家当成自己的社交场所，那就更常见了。
理查德不想雇一个随时可能偷他东西或者给他惹麻烦的人。
但怎么保证一个仆人的可靠性呢？
保证仆人可靠性的方式主要有三种——血缘、推荐信和恩情。
血缘是最可靠的，仆人如果是主人的远房亲戚或者同乡，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出了问题可以找她家里人算帐。
推荐信是次选，但玛丽的推荐信是两年前的，而且只有一封，两年的时间足够让一个人发生很大的变化，一封旧推荐信能说明的情况有限。
那就只剩下第三种了——恩情。
恩情这个东西，在有良知的人心中，有着远比法律更强大的约束力。
一个仆人之所以忠诚，不是因为合同规定了她必须忠诚，而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欠了主人的人情。
而主人只需要一些简单的施舍，就会在她心里种下一颗种子，而这颗种子一旦种下，就会随着时间慢慢生长，最终变成一种比合同更牢固的纽带。
这种想法听起来有些功利，拜托，他可不是在做慈善，他是在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而信任这个东西，从来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理查德站起身来，拍了拍大衣上的碎屑。
“走吧，”他说。
“啊，去哪儿？”玛丽连忙站起来，下意识地抓紧了裙摆。
“我送你回去，”理查德说，“天黑了，你一个人在街上不安全。”
玛丽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小声说：“我……我没有住的地方。”
“那你平时睡哪儿？”
“济贫院，”玛丽的声音更低了，“有时候能挤进去，有时候不行。不行的时候就在桥洞底下凑合一晚。”
也不知道是谁设计的，济贫院的初衷就不是为了帮助穷人，而是为了惩罚穷人，让你在里面的日子过得比外面还惨，这样你就不会想着去领救济了，而是去努力找一份工作。
“那你今晚就在我那里凑合一晚，”理查德说，“三楼有空房间。”
玛丽有些意外：“先生？”
“别想多了，”理查德看出了她眼里的惊慌，“三楼的房间有门，可以从里面锁上。你锁好门，谁也进不去。”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明天一早你就走，作为一个绅士，我只是不想让你今晚睡桥洞里，这样可就太不人道了。”
玛丽站在那里，嘴唇微微颤斗，象是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她只挤出了两个字。
“谢谢。”
理查德没有回答，转身朝布卢姆茨伯里的方向走去。